在一審過去近十個月后，2010年8月31日，吉林省長春中級法院一審認定前“吉林首富”范日旭共五宗罪：合同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欺詐發行債券罪、虛報注冊資本罪以及單位行賄罪，并判處其無期徒刑，處罰金357萬元人民幣。但檢方指控的集資詐騙罪未獲認定。

　　現年59歲的范日旭白手起家，起于20世紀80年代末的海南“淘金潮”，憑“無本買賣”得第一桶金，后在資本市場上發跡。在市場混沌初開之時，其與地方政府的緊密瓜葛干系，既使之有所成，后來又成為定罪之源。

　　隨同法槌擊碎的還有輝煌一時的“泛亞系”：曾由范日旭實際控制的吉林輕工、北方五環、廈門國泰三家上市公司及吉林泛亞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下稱泛亞信托)等近十家公司。

　　范日旭前妻孫健因犯合同詐騙罪、欺詐發行債券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170萬元。同時，泛亞信托總經理沈中民等四名“泛亞系”高管同案獲刑兩年六個月至三年不等;單位被告泛亞信托則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虛報注冊資本罪，被處罰金950萬元。

　　庭審時，范日旭登記名為Tom Cliton。早年其在資本市場發跡后移民美國，之后案發。

　　往前回溯四年，2006年12月，記者在北京見到處于吉林警方通緝下的范日旭。此前“泛亞系”已在資本市場風起云涌，早于“德隆系”成名，意氣風發的范日旭曾一度給唐萬新“抓藥方”。此番落難之后，與記者會面時范氏冬日單衣，已然落魄。

　　果敢、賭性、豪情、理想化，這是他以及同時代資本玩家的特征。在資本史上，他們是承上啟下的一代。他們有實業夢想，卻陷入資本漩渦不能自拔。發跡于資本，又毀滅于資本之手，這是他們這一代人的宿命。

　　他們被夢想帶入政治與資本的夾縫之中，在夾縫中生存的他們，要么遠走他鄉，要么身陷囹圄。

　　隨著“泛亞系”沉沒，與范日旭一起遠去的是一代資本玩家的背影。

　　“豪莊”往事

　　在“泛亞系”生死存亡之際的2006年12月，作為原本低調的幕后掌盤者，范日旭開始為翻盤尋找各種機會。

　　當月12日，在北京中關村(9.36,0.15,1.63%)，記者見到了落魄的“隱形豪莊”范日旭。這是他選定的惟一一位媒體記者，由于當時其尚處于被通緝狀態，見面地點多次更換，最終的交談在街邊一個破敗小飯館完成。范日旭在促膝長談之時回望其成敗得失。

　　同年4月29日，唐萬新被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并處40萬元罰款。德隆案因在當時造成170億元的委托理財損失，被外界稱為是“建國以來最大的金融證券案件”。

　　回到1973年，年輕的范日旭因感情所誤從部隊退伍，后在長春縫紉機廠等單位任職。其間，范日旭在職工食堂墻角邂逅他的第一任妻子孫健。孫健頗有想法，家庭具一定背景，后來成為范日旭事業上的得力助手，為吉林白山航空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白山航空)、吉林北方民航機場設施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的法人代表。

　　改革開放初期，范日旭乘風下海，開過酒樓和錄像廳。因瞅準商機播放不雅錄像帶，其錄像廳被警方突擊檢查，這位小老板被迫南下，后來坐船到海南，人生由此峰回路轉。

　　1988年，海南正式設省，百萬民眾涌向海南“淘金”。范日旭的第一筆生意，是與當地一名老婦簽下無本協議：租下6間平房但是不支付租金，六年后歸還24間房。拿到租房合同后，范日旭在平房上面加蓋三層，房子變成24間，六年收租金80萬元，這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類似的無本買賣為他帶來數百萬元的收入，其后他在海南開辦出租車公司以及坐莊炒作深市紡織板塊時，延續了這種冒險精神與孤注一擲的風格。事實上，跟范日旭同時代的莊家，依靠炒作股票發家者比比皆是，其中“德隆系”的唐氏兄弟最為耀眼。他們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的先知先覺者，以豪情去賭這個市場的未來。

　　“那個時代的人很理想化。”范日旭的摯友告知記者，范發跡后就想著要回老家改變家鄉面貌。這一點在后來“德隆系”唐氏兄弟身上亦有所彰顯。

　　1990年年初，范日旭回到長春。當時許多企業對上市并不了解，范日旭選擇的第一個出手對象是自己的第一個工作單位——長春縫紉機廠，該廠后來歸屬于吉林省輕工業進出口公司(下稱吉林輕工)。后者經改造于1993年年底上市，并由范日旭實際控制。

　　據與范日旭親近的人士介紹，1992年，長春市政府到海南招商引資，找到了范日旭。當時的吉林省體育館修建于建國前日據時期，已經破敗。吉林為在1999年召開第九屆全國冬運會，硬件設施必須達標。

　　在時任長春市市長米鳳君的牽頭商定下，范日旭投資2億元，長春市政府出5塊地，以這5塊地開發的滾動利潤來支持建設體育場。這個簽訂于1993年6月18日的協議，后來被稱為“6·18協議”。

　　米鳳君可謂吉林最具實權的官員之一，其在副省級職位上任職長達17年。2008年4月28日，時任吉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米鳳君被帶走，后在2010年5月底被判處死緩，其被法院認定的682萬余元賄賂來自16人，并不包括范日旭。但范與米的關系，在吉林可謂盡人皆知。

　　官商協議

　　“6·18協議”的簽署雙方分別是長春市體育運動委員會與長順體育綜合開發集團公司(后更名為長春長順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長順公司)。按協議，長順公司應在1995年年底前建成體育館，在1997年年底前建成游泳館。

　　吉林省長春五環體育館，這一位于長春亞泰大街的巨型建筑，留給吉林人深刻的記憶。該工程為范日旭帶來聲名、利益，亦使其陷于囹圄，后來成為他幻想“翻盤”的最后稻草。

　　1993年5月，長順公司以無形資產(土地使用權) 出資5193萬元，與長春第一光學儀器廠(下稱第一光學)等發起成立長春北方五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北方五環)。

　　2006年會面時，范日旭對記者稱，“當時和政府商議后，讓第一光學作為發起人，事實上就是為了做業績，這個廠當時是虧損的，怎么可能達到上市標準?但是為了修建體育館，為了從股市上融資，所有財務數據都要重做。”

　　“虛假上市當時比比皆是，哪個地方政府敢拍胸脯說沒有包裝過上市公司?”范日旭直言。而彼時與政府之間關系親密，孰知最后仍不免一拍兩散。

　　上述與之親近的人士稱，當時范日旭認定長春市政府不會違約，便把集團公司的資金用來蓋體育場，而長春市亦在1998年完成了兩塊土地的置換。

　　范日旭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稱，為完成這個項目，他支出達12億元。這筆資金包括：以北方五環的股權和五環休閑中心做抵押，從當地四大國有銀行貸款近3億元;從自己關聯企業和朋友的幾十個企業中借款5億-6億元;此外還有2億余元的債券，由其旗下的長順公司、白山航空發行。

　　1998年夏天，體育館已蓋好，體育場還沒完工。因為吉林省聯合置業公司(下稱聯合置業)到期債券無力兌付，債權人集體上訪，引發吉林省政府債券危機。此時，范日旭已因修建體育場而資金嚴重緊缺。吉林省政府原本希望引入范日旭，幫助解決這場風波，后者亦看中其中的發債機會，但不料自己也進入了一場更為深重的債券危機。

　　債券危機

　　聯合置業債券危機之后，吉林省政府求助銀行無門，出于維穩考慮，由時任吉林省發展計劃委員會(下稱計委)經濟政策協調處處長高應坤找到范日旭，請其幫助墊付資金以解決省聯合置業到期債券無法兌付的問題。

　　聯合置業的實際控制人楊彪，同時為新華證券實際控制人。據司法材料，高應坤建議，可以給長順公司發行債券，但作為條件，長順公司必須從發行債券中拿出一部分替楊彪的公司墊付到期債券，之后由楊彪在吉林省國投的部分股份做抵押，債權到期前，由政府解決長順公司為楊彪墊付的債券。

　　其時，范日旭提出，泛亞信托不承擔代理發行責任，長順公司也不承擔墊付責任，這得到了吉林省計委的同意。需提及的是，時任長春市市委書記的米鳳君此前擔任吉林省計委主任，正是高應坤之直接上司。范日旭的另一層考慮是，“長順公司建五環體育館正需要用錢，在外面融資利息非常高，所以也要發行債券。”

　　第一次發行在1998年10月14日，共發行6000萬元債券。這筆檢方指控的欺詐發行債券在最終的法院判決中并未被認定。

　　隨后1999年3月至2001年4月間，范日旭利用白山航空為發債主體，由泛亞信托代理發行，四次發行企業債券，共計1.9億元人民幣。長春市中級法院將此認定為欺詐發行債券。

　　范日旭發行這些債券，除了解決五環體育場的項目資金短缺，同時也為其在二級市場贏取利潤。

　　“事實上是推著干，到期還不上時就考慮再發一筆，老百姓要求還，就找錢還點，老百姓同意延期就先延期。”范日旭后來供述稱。

　　范日旭的辯護律師許蘭亭提及，其時多位省計委主要領導也和范日旭談過發新還舊，借名發債是政府安排的這一事實。

　　當時吉林省發債企業拖欠債民債券款的情況相當混亂。據吉林省人民檢察院瀆職侵權檢察處的報告，“僅圍繞高應坤、王希義(吉林省計委金融處原副處長)從1994年到2000年8月六年間審批的19戶非國有企業就發行企業債券121筆，發債總金額達22.0473億元，合計其他人審批的共達60多億元。相當一部分債券不能按期兌付。”

　　據司法材料，在發行債券過程中，高應坤曾表示，公司的運營狀況不是考量批準發行債券的標準，批準發行債券的標準與企業的業績沒有必要的聯系。

　　范日旭被認定犯單位行賄罪的事實依據即與高應坤有關。1999年4月，范日旭為感謝高應坤為長順公司發行企業債券提供幫助，將價值32.69萬元的北方五環公司職工內部股票以3萬元價格賣給高應坤，使其獲利29.69萬元。

　　2001年，高應坤和其他公司之間的權力尋租行為敗露，接受司法審查后，因犯受賄罪及濫用證券管理職權罪兩項罪名，被判處14年有期徒刑。

　　而在此期間，1998年11月與2001年1月，“6·18協議”發生兩次變動。第二次變動中，長春市體委與長春市規劃局規定，長順公司位于人民大街的土地20年內不宜開發。

　　此前的2000年，體育場已交付使用。長春市政府未能如約提供土地，被范日旭認為是長春市政府單方面終止協議，這“造成企業的資金鏈斷裂，并最終導致歷次發行的債券無法全額兌付”。

　　許蘭亭認為，長春市政府尚無可供范日旭開發的具體的土地，這使得省政府以批準發行債券的方式為范日旭提供的資金，也只能年年順延，無法償還。最終導致了數億元債券的發行，并由此引發危機。

　　范日旭稱：“我們企業發債的初衷是解決企業資金和政府的遺留問題，我從來沒有讓政府操心我企業債券兌付的事，如果不是中興清算組單方面搞的局部審計，誤認為我們欠他們的錢，引發吉林省政府成立泛亞工作組，因為布控使我出國后不能回國，才導致債券出現兌付問題。”

　　法院在一審判決中并沒有采納此觀點，而是認定長順公司與政府終止協議系雙方協商變更的結果，并非政府單方面終止協議履行，該協議未按原計劃履行與范日旭企業資金鏈斷裂無關。

　　“泛亞系”沉沒

　　范日旭所稱的“泛亞工作組”一事，是指2006年2月23日泛亞信托被全面接管，有關人員則被布控，不許出境。

　　吉林省政府出手源于收到銀監會通報。該通報直指泛亞信托存在違法違規挪用客戶交易結算資金、違規挪用異地集合資金信托計劃以及抽逃注冊資本金等嚴重問題，并責令泛亞信托停業整頓一年，停業整頓工作的組織領導由吉林省人民政府負責。

　　泛亞信托亂局由來已久。2001年，中國人民銀行下發《關于信托投資公司重新登記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中規定：“重新登記的信托投資公司不能有不良資產，注冊資本不少于3億元人民幣。”

　　與范日旭親近的人士稱，此時吉林省政府為幫助困難企業，已發行數十億的債券，但歸還情況并不樂觀。這其中有近20億元債券是通過泛亞信托代理發行。

　　上述人士稱，為避免兌付風潮，吉林省政府責成泛亞信托務必注冊成功，為此省政府七次進京協調。

　　為達到對注冊資本的新要求，2002年9月，由泛亞信托總經理沈中民操作，泛亞信托從北京中興信托投資有限公司下轄的營業部兩次借款2.28億元，分別轉入其控制的長春創世實業有限公司、長春恒順新技術開發有限公司、海南泰海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共1.81億元，作為三家公司投資泛亞信托的出資款。

　　但一審宣判時，長春中級法院認定：“被告人范日旭、沈中民向工商機關虛報注冊資本1.81億元，虛報比例達60.13%。”

　　時值信托行業頻繁整頓，2003年泛亞信托重新注冊后，信托公司不能有債券業務，債券發新還舊也不再獲審批。

　　范日旭為收拾白山航空、長順公司發行企業債券到期兌付資金的爛攤子，采用將債券轉化為債券信托的方法，利用發信托產品解決債券兌付問題。

　　在未經銀監局批準的情況下，2003年9月，泛亞信托公開推銷一個5.1%年收益率的信托計劃。在這復雜巧妙的資本布局中，泛亞信托收益8700多萬元。長春市中級法院由此認定范日旭及其同案公司高管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同一時期，范日旭提出“中興信托、焦作信托需要關閉，泛亞信托的證券部存在遺留問題，可將三家公司捆在一起，設立銀通證券”。

　　范日旭這一設想既為收益，又為解決三家信托公司的問題，所以初步得到相關部門的認可，但籌建銀通證券最終夭折。2005年12月17日，泛亞信托正式提出不再進行銀通證券的組建工作，也不要中興信托下面的六家營業部，并要求對銀通證券籌建中的財務情況進行全面審計。審計結果表明，上述六家證券部虧空2.6億元。

　　而2005年之后的三年是債券兌付高潮期。2005年新一屆吉林省政府上臺，范日旭曾前往要求土地兌付，其在庭審時稱，“過去他們找我，我躲起來，現在我找他們，他們躲起來。”

　　2005年年底，因母親病重，范日旭前往美國，外界傳言其攜1.5億元外逃。在“泛亞工作組”進駐泛亞信托的2006年10月，相關到期債券開始無法兌付。為澄清自己未攜款潛逃，也為解決債券到期兌付問題，范日旭回國。

　　2007年10月25日，范日旭被吉林省公安廳刑事拘留，一個月后因涉嫌欺詐發行公司債券、單位行賄罪，被執行逮捕。隨后經過漫長的偵查羈押期，2009年10月14日，范日旭案由吉林省長春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

　　目前，范日旭早年的泛亞信托由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托管，其關聯企業則全部癱瘓停止運轉。

　　那一波資本玩家

　　2010年8月31日，一審判決后，范日旭當庭表示將上訴。在宣判日，范日旭留給旁聽席的是一個落寞的背影。

　　其辯護律師許蘭亭正在著手上訴事宜，他認為范日旭一審量刑太重，罪名并不成立，終審仍將為其作無罪辯護。

　　可資映照的是，在范日被審查起訴的2008年底，于武漢市蔡甸監獄服刑已達四年的唐萬新，獲準在北京保外就醫。據《財經》采訪獲知，唐萬新因幫助監獄所屬服裝廠扭虧為盈，年盈利達到200萬元，有“立功”表現。此后，在唐萬新保外就醫期間，又傳出其與舊部聯系組建投資團隊進行運作的消息。

　　由于輿論高度關注，2009年3月左右，有關部門找到正在北京養病的唐萬新，向他了解媒體所關注的兩方面問題：一是為監獄創收的情況;二是服刑期間做投資的情況，并再次“請”他回監獄服刑。

　　同時代中，還有兩人“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一是原中國經濟開發信托投資公司總經理姜繼增，一是原南方證券總裁闞治東。兩人均涉嫌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其中姜繼增案于2003年11月11日在北京市一中院開庭審理，闞治東于2006年3月被逮捕，次年檢察院撤訴。未判實刑的姜繼增低調復出，現任北京利德華福電氣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而闞治東已高調轉向PE。

　　對照這些資本玩家，本已移民海外的范日旭命運多桀，不僅量刑畸重，且上訴前景并不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