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南亞海嘯到汶川大地震，從“9·11”到菲律賓巴士血案，天災人禍密集發生，逝者已矣，生者雖名為“幸存”。但他們絕不是幸運：劫難猝不及防，他們深受創傷，痛失親友。他們甚至從此活在夢魘中：死亡的回憶，自罪的悔疚，表面的麻木，疑惑的憤怒……要重獲心靈的平靜，他們往往要面對漫漫長路，更需要真誠的幫助、陪伴與支持。　在海外，針對受災者心理的調研和援助，已發展得非常成熟。在中國內地，這是一片更復雜，更需要經驗、耐心去攻克的災后世界。

　　2年前汶川地震中幸存下來的災區民眾，開始接觸到中國內地第一波心理援助潮;香港政府與社會對菲律賓血案受害者的及時支援，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精神療傷的范本。

　　第一時間的心理急救

　　隨著大巴士內傳出“砰砰”幾聲槍響，電視機前的香港人立刻陷入了緊急而焦慮的狀態。

　　這是2010年8月23日晚，菲律賓警方與劫持香港游客的門多薩談判破裂，劫匪開槍。

　　香港特區政府立即啟動緊急應變計劃，馬上派出一支救援隊伍，陪同受害人家屬飛往菲律賓。隨行隊伍中包括一位資深社工和兩位臨床心理學家。

　　“當時大家都是深夜臨時上路的。明明準備好要接旅行的家人回來，卻變成自己要趕去當地，也不知道前方等待的到底是什么。即使看了直播，但機艙中每個人都缺乏資訊，不知親人生死，感到非常彷徨和焦慮。”社會福利署救援服務的總統籌劉家祖醫生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語氣仍然很沉重。

　　飛機上的家屬男女老幼皆有，盡管還沒有親眼見到死傷情景，傷痛激動的情緒還沒有爆發出來，但每個人都是一副惶惑不安的表情。有的家屬不愿意接受事實，一直抱著僥幸的心理，有的則從一登機就開始覺得難受，需要心理專家不斷教其深呼吸和放松。

　　陪同的心理學家和社工小心地觀察著家屬們的反應，跟他們交流溝通，讓他們知道自己哪些反應是正常的，應該怎樣放松自己。“作為心理輔導工作者，我們不會一味安慰，給他們一個假的希望，也不能讓他們提前絕望。我們只能順著他們的情緒，教他們一些方法去控制和放松。”

　　從下飛機趕往現場開始，是一切混亂和悲痛的起點：

　　看到現場血淋淋的場景，家屬們的情緒一下子爆發出來。痛哭流淚的，歇斯底里的，幾近昏厥的……隨隊醫生不得不動用了鎮定劑，才使一些家屬平靜下來。

　　雙手受傷的陳國柱，在傷痛中仍不斷想打聽女友易小玲的消息，可是哪里找得到，醫院已經亂作一團;幸存的人質一邊安慰哭泣的家屬，一面向在場官員重復家屬的要求：帶他們尋找出事的親人，但就連官員也不知道傷亡者送往了哪個醫院……

　　此時，心理醫生們最緊急的任務，是開始“心理急救”工作，但這并不是給當事人做心理輔導或者治療。“在身體受傷時，急救人員的首要任務便是幫傷員離開危險的環境，防止傷口感染惡化，在最短時間內穩定情況。心靈受傷時也是一樣的道理，心理專家們必須先將當事人內心的傷口打包好，不讓它繼續惡化致人崩潰，等盡快把他們帶回香港后，才能進一步進行心理治療。”劉家祖說。

　　最能幫助當事人控制情緒的，并不是安慰和勸解，而是為他們實務性的需求幫上忙。因為每位當事人都陷入了混亂和忙碌中：“要去哪里認尸?在哪里尋找傷者?”“我聽不懂菲律賓語，請問我家人的情況到底怎樣?”……這一切紛亂的事務都嚴重影響著他們的心理，讓他們瀕臨崩潰。

　　劉家祖說：“剛剛來到這個人生地不熟的環境，許多事情都需要有人幫忙處理;而且，如果傷者和家屬在彷徨時能聽到熟悉的母語，對他們會有很大的幫助。”

　　當一位家屬給香港的親人打通第一個電話后，她的心情稍微平復下來了。在隨行人員的幫助下，受傷者的家屬打聽到了病人詳細的情況，并有隨行醫生向他們耐心地解釋;而聽到熟悉的母語，受傷者也終于有了一些安全感;難以入睡的當事人，在心理醫生的幫助下，得到了一定的睡眠和休息，這樣才保證了他們在接下來幾天內，有精力應付各種事務，不至于更加混亂。

　　劫難發生4天之后，緊急救援行動的最主要目的達到了：第一時間將所有當事人送回香港。除了幾位重傷者要坐醫療專機回港外，所有家屬和傷者都回到了香港。

　　到了療傷的時候了

　　“在災難事件發生的初期，有些當事人可能無法表達自己的哀傷，因為要處理的事務實在太繁多。但是當回到家中，一切都塵埃落定時，他們那種失落和哀傷之情才會爆發出來。病人之前被打包好的心靈傷口，到了真正需要做輔導或治療的時候了。”劉家祖說。

　　社會福利署和醫院管理局是香港特區內兩個最大的提供臨床心理服務的機構，兩個機構的人員會非常默契地聯手介入。早在緊急小組去菲律賓采取行動時，社會福利署已經收集到受難人員名單，出動社工去當事人家庭進行訪問和跟進了，一旦他們有什么需求，會盡力幫助解決。

　　盡忠職守到最后一刻的旅行團領隊謝廷駿的家中，年邁的父母面對兒子的遺物，忍不住老淚橫流。謝廷駿生前的愛犬“阿寶”每逢主人回家，都會撲上去歡迎。這次只見到主人的旅行箱回來，它開始茶飯不思，整天圍著行李箱打轉。過了好幾天，意識到主人再也不能回家了，阿寶才郁郁地安靜下來，依偎在兩老身邊。

　　“原本以為今年退休后可以享享福，一家人開開心心，沒想到突然沒了個兒子……我的心就像被人打了一錘，而且是重重的一錘。”謝父說。

　　現在心理醫生正在密切跟進謝家個案，希望能幫助老人早日走出精神陰影。“保留過世親友的遺物，無法入睡，哭泣，都稱為‘哀傷反應’，是應該尊重的。”劉家祖說，“如果勸當事人‘把事情都忘了吧’，是不可能的。這只能是失憶，而失憶是一種更嚴重的現象。一種適當的哀悼和回憶，可以幫助自己去整理哀傷的情緒。”

　　但是，如果過了半年或是更長時間，當事人仍然被這些癥狀困擾，無法恢復正常工作和人際關系，他們的癥狀往往會惡化為“創傷后壓力癥”(PTSD)，有可能造成非常嚴重的傷害。劉家祖清晰地記得自己處理過的一個個案：一位曾遭遇車禍的女當事人，由于事發后沒有及時做好心理治療，癥狀轉化成了PTSD。很久以后的一天，在橫過馬路時，一只狗在她面前給車撞個正著，鮮血濺到鞋上，她當場就被嚇得精神崩潰。

　　“所以，我們心理學家的目的就是，可以越早期幫助當事人，他們轉為這種長期盲性精神病患的幾率就越小。”由于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心理專家們目前還難以評估會有多少人出現問題，因此他們一直在不斷地跟進和觀察當事人，借助社工的探訪工作，了解每個目標個案的情況，如果有需要，再鼓勵他們接受心理學家們提供的治療。

　　“最好的情況，是希望通過半年的輔導與跟進后，大部分人都可以恢復正常生活。”但是在漫長的以后，每逢事故周年日，死者的忌日、生日，或是結婚紀念日等，家屬們的情緒都可能重新爆發。“每個跟進他們的心理學家都會先把這些日子記錄下來，并提前讓當事人做好心理準備，到時如果有需要，可以隨時尋求我們的幫助。”

　　為了平衡當事人的心理感受和公眾的知情權，在事件后期，一些葬禮和追思會陸續舉行，民政局和新聞署還派人幫這些家庭處理對外事務，包括規劃葬禮的程序，哪些部分是開放給公眾參與的，哪部分是家屬私下進行的;如何安排傳媒的訪問，如何讓儀式有秩序地進行。“許多災難事件的經歷人，事后都會對我們心理學家說，當時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被媒體追問。”劉家祖說。

　　港人精神創傷超過“9·11”

　　28歲的白領Micheal仍清楚地記得事發當晚香港街頭的情景。那天下午，剛剛下班的他與許多香港同胞一起，站在街邊商店的電視前看到了人質被槍殺的全程直播。看到電視中混亂的槍戰和流血的尸體，許多市民控制不住自己的氣憤和悲痛，當場對著電視破口大罵：“這班人不是特警，是特蠢部隊!”

　　曾有港人看到美國“9·11”事件的電視畫面后，感到不安并要看精神科醫生。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陳仲謀說，當年新聞中看到的是樓塌，這次看到的是亂槍掃射和傷亡者的血淋淋場面，在港人的心理上會造成重大災難創傷，嚴重程度會超過“9·11”。

　　在特區政府的心理救援行動中，工作對象通常都被分為三類，前兩類是直接受害人和其家屬，而第三類，則是全體香港市民。通過電視直播，逐格逐秒地看到菲律賓人質事件的全過程，這讓無數港人直接成為了事件的目擊者，也是間接受害人，他們所受的震撼是比看任何新聞都更為強烈的。許多人無比悲憤，為死難者淚流滿面，甚至連續幾晚都睡不好覺，一閉上眼睛，腦中就會回放事件發生的電視畫面。

　　事件第二天，香港紅十字會與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屬下的“危急事故小組”，為市民開通了“電話心理支援熱線服務”。熱線動員了195人次的心理支援義工和義務臨床心理學家，輪班協助接聽來電。熱線開通的五天時間內，累計接到了超過720宗心理求助個案，開通第二天的來電便多達302個。

　　在來電者中，年齡最小的是個8歲的兒童，但多數是成年人，其中六成半為女性。據統計，七成來電者都是因接觸人質事件的媒體報道而引發不安的。有小部分的求助者，雖然與事件并不牽連，情緒反應卻非常強烈。有些人除了做噩夢、流淚外，還想封閉自己，不愿和人談論這件事情。在社工和心理專家與其慢慢傾談后，專家發現，這些求助者的傷痛并不僅是由人質事件引起，而是過去曾經歷過的創傷，被事件再一次觸發了。

　　“哀傷情緒其實是有記憶的。遇到事故，有些人并不一定會主動向人傾訴，而是不再去想它，把它擺到一邊，但是，情緒如果沒有在當時排解出來，就會一直積蓄在心里，直到被另一個類似事件觸發。因此，對于這類個案，我們就要追溯他以往的傷痛，讓他把內心的情緒宣泄和處理好，才不會再被這類事故重新揭開心里的傷疤。”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的“危機事件壓力處理”資深心理導師林雪芬女士說。

　　在事件過去了兩周，紅十字會與香港心理學會的熱線已經停止后，香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潘佩璆醫生又聯同香港執業精神科醫生協會主席黃以謙醫生，聯系了該會的一群熱心精神科醫生，設立了面對市民的免費求助服務熱線電話。

　　“根據過去類似事件的研究，在重大災難過去后，約有9%的人是會在心理上有長期困擾的。但目前為止，香港醫管局并沒有提供這樣一個長期的熱線，我們一群精神科醫生經過討論后，覺得市民還是有這種需求，所以自發設立了這樣一個服務電話。” 潘佩璆醫生解釋。在他看來，心理創傷的治愈是一個長期的工作，“這個電話，我們預計會開通至少半年，如果在之后，求助的人慢慢減少了，會考慮將它終止”。

　　孩子的恐懼

　　“這是一件不幸的事，Jessie已經去世，不會再回到學校上課，但她會得到安息。雖然我們會傷心和難過，但我們應該更懂得珍惜生命，積極生活，好好地愛護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Jessie(梁頌詩)生前就讀的學校，班主任面對同學們的悲痛，以及對于死亡的恐懼，說了這樣一段話。

　　9月1日是新學年開始的日子。但在開學典禮來上，卻缺少了幾位學生的身影。他們就是此次人質事件中遭遇不幸的幾個孩子：已故的梁頌詩、梁頌儀，幸存但未復學的汪氏姐弟和傅澤賢。

　　許多孩子通過傳媒報道已經了解到這次發生在暑假的人質事件，加上許多小朋友也認識當事人，所以受影響的學生范圍非常廣。有些孩子對于事件難以理解，不愿意上學，生怕一離開父母就再也見不到他們;有些認識當事人的孩子，由于傷心，開始變得沉默，不愿與人接觸;年紀小些的孩子由于受了驚嚇，甚至會行為倒退，出現尿床和過度依賴的現象……

　　相關學校評估了事件對學校學生的影響程度后，專門給家長發了信并對課程表作出了調整，以便安排班主任輔導課。香港教育局也為每個學校都派出了專門的教育心理專家。這屬于教育局危機應變小組的一部分，每逢學校內發生任何事故，比如老師或學生傷亡，這個小組就會啟動，專門為學生和教師提供心理輔導。

　　失去了雙親的汪氏小姐弟，至今還與姑媽一家住在一起。剛回到香港時，兩姐弟的情緒非常失落，見到父母生前用品，比如父親常用的背囊，也會傷心落淚。因此，照顧他們的姑媽一家會盡量避免談起這次事故，以免他們傷心。等他們情緒平穩后，也帶著他們一同逛街吃飯，盡管在記者與姑媽談話時，兩姐弟一直躲在親人身后，一言不發，但態度還是友善的。社會福利署的心理學家與姐弟倆交談后認為，雖然他們的心情已經逐漸平息，但還沒有到可以復學的階段，需要等雙親喪禮過后再觀察。

　　荃灣官立中學已經在開學前安排了臨床心理學家和社工到校，為15名汪綽瑤的好友設立小組工作坊，一起定了計劃，協助綽瑤重返校園。

　　在開學典禮上，荃灣官立中學和許多學校一樣，安排了一分鐘默哀儀式，表達全校師生的哀思。校方也邀請了“童軍知友社”的督導主任，以“生命教育”為題向全校演講，鼓勵學生積極面對人生，加強逆境自強的能力。教育心理學家和社工也出席了集會，觀察學生的表現，希望能及時支援情緒有困擾的學生。

　　“直接認識死傷者的兒童，他們的焦慮就更大。因此需要學校提供一些紀念儀式，如追思會、悼念儀式等，讓他們有渠道去悼念死者，為生者加油，把傷痛情緒轉為正面力量。”劉家祖醫生認為。

　　從劫難發生的那一刻開始，香港政府與社會所組織起來的心理輔導專業隊，在第一時間介入，并迅速全方位、多層次展開行動。早在1971年，香港政府就聘請了全港第一個臨床心理學家開始為市民提供服務。但最初，這種服務并不為人接受。1993年除夕，蘭桂坊發生人踩人的慘劇，多人死傷，消息震撼全城，但在心理學會為市民組織的特殊事故壓力解說會上，市民反應冷淡，到場的心理學家比事件中的受害者還多。如今，不幸遭遇變故的香港市民，已經離不開專業的心理輔導。

　　美國發生“9·11”事件當晚，紐約市市長在接受CNN訪問時曾說過一番話，令人印象深刻：“這樣的災難，發生在紐約市，當然是大不幸，但不幸中的大幸是，這件事發生在世界上為此類事件已做出最好準備的城市。”

　　那么，假如劫難發生在這里，我們的城市，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