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之家網訊:“尖閣諸島(Senkaku)/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問題在中國引發的反日游行已漸漸平息,但臺灣和中國大陸船只仍虎視眈眈、伺機展開更多挑釁行動,人們的情緒不需過多煽動就會再次被引爆。
考慮到中日兩國在振興各自經濟方面面臨的種種壓力,兩國領導人目前均未準備好應對中日長期對抗。而且從政治上講,雙方現在均無暇他顧:中國正在努力完成復雜的十年一度的領導層換屆;而準備迎接新一輪大選的日本,政治局勢已陷入混亂。同時,雙方也均不敢給國際社會留下向民族主義壓力屈服的印象。
頭腦更為清醒的人士認識到,中日建立更密切的經濟關系、給緊張局勢降溫,對兩國均大有裨益。雙方可采取“善意忽視”的策略,先不處理這些極其情緒化的問題、直到兩國民眾情緒允許敵意軟化為止。近些年來,臺海兩岸就采取了這種策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顯然,如果爭端導致中日兩國關系破裂,進而破壞生產、引發貿易抵制,那么雙方均會蒙受損失。過去十年間,中日雙邊貿易額增長了兩倍,達到逾3400億美元。目前,中國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近年來日本在華投資額是在美國和韓國的兩倍。
看上去,兩國因經濟關系破裂而蒙受的損失,顯然超過因控制幾座無關緊要的島嶼而獲得的好處。但是,如果好斗言論和政治上的嘩眾取寵占據上風,那么經濟上的權衡可能就要從保護互利變為評估在承受經濟壓力時那一方的損失更為慘重。
日本在中國國內市場的經濟參與度遠高于中國在日本市場的參與度。日本連鎖餐廳在中國很常見,日本零售商店在中國銷售從汽車到電子產品等各種商品。但多數中國消費者認為,轉而消費歐洲或其他亞洲品牌并不需要付出多大代價。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可能更容易受到貿易中斷或抵制的沖擊。不過,中國也會遭受損失,因為這些商品多數是由中國企業拿當地的材料用國內勞動力生產的,所以二次效應恐將損害中國的利益。
不過,就對經濟增長造成的沖擊而言,更為嚴重的后果來自于兩國在東亞生產網絡中扮演的互補角色。作為世界的組裝工廠,中國或許是這個網絡的“門面”,盡管其組裝所用的最大一部分先進零部件來自于日本。不過,中國從出口導向型產業創造的就業中受益匪淺。而且,中日兩國均因這種安排而蓬勃發展,因為它利用上了雙方的比較優勢,使兩國能夠專注于自己所長,實現規模效益。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這種生產網絡架構,中國對西方的貿易才實現了巨額順差,并導致中美關系變得相當緊張。但其中常被忽視的一點是,以附加值來衡量,日本在這一順差中占據了很大份額。
如果該生產網絡被島嶼爭端綁架,那么評估雙方的相對成本就變得更加復雜,因為其他國家也參與到生產網絡中,而且各自扮演的角色也在演變。中國企業越來越有潛力在低科技和高科技兩端都站住腳。過去,中國勞動力充裕、技術相對落后,在勞動密集型領域擁有更大優勢。但隨著工資水平迅速升高、人民幣升值和勞動人口萎縮,中國不得不在價值鏈更高端與別國展開競爭。通過積極升級科技能力、強化基礎設施,中國提升了其在偏技術密集型生產線中的地位。
中日爭端的經濟權衡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黃育川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運輸成本越來越高,分散化的供應鏈日益復雜,這也促使以前在中國境外采購零部件的企業更多地融入中國國內市場。隨著華為等中國技術密集型企業逐步擴張,中國本土鏈條已經深化。過去十年,中國境內生產的整合程度越來越高,加工相關進出口在貿易總額中的比重下降了10%左右。最終結果是,各種因素正在推動中國在生產網絡中日益成為日本的競爭者,而不是互補的伙伴。
地區經濟貿易因素也影響著利害權衡。中日兩國都在爭相獲取從碳氫化合物到賤金屬等各種資源。每達成一筆交易,雙邊緊張關系就升級一次:例如俄羅斯向亞洲供油管道路線的決定,或者緬甸境內采礦合同的授予。日本是成熟經濟體,其增長對資源的依賴程度比中國低。但考慮到某些特殊因素——如中國在稀土資源供應方面占據幾近壟斷的地位,而稀土對于日本更加先進的生產線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日本可能不比中國更容易抵御資源問題的沖擊。
雙方如何處理蒙上政治色彩的地區貿易協定也很重要。日本現在可能認為,加入泛太平洋伙伴關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將使日本進一步靠近以美國為首的貿易集團,抵御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但隨著美國“重心”向亞洲轉移,這種想法可能會強化中國強硬派的不安全感,他們會認為這根本就是“遏制中國”戰略的一部分,與日本構建更緊密經濟關系或許并不能反制這一戰略。
這一切提醒我們,看似不足道卻極其情緒化的爭端,可能引發對每個人都造成深遠負面影響的行動。中日雙方都應將這場爭端束之高閣,那里才是它該待的地方。
本文作者為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高級研究員,曾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中國業務局局長
考慮到中日兩國在振興各自經濟方面面臨的種種壓力,兩國領導人目前均未準備好應對中日長期對抗。而且從政治上講,雙方現在均無暇他顧:中國正在努力完成復雜的十年一度的領導層換屆;而準備迎接新一輪大選的日本,政治局勢已陷入混亂。同時,雙方也均不敢給國際社會留下向民族主義壓力屈服的印象。
頭腦更為清醒的人士認識到,中日建立更密切的經濟關系、給緊張局勢降溫,對兩國均大有裨益。雙方可采取“善意忽視”的策略,先不處理這些極其情緒化的問題、直到兩國民眾情緒允許敵意軟化為止。近些年來,臺海兩岸就采取了這種策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顯然,如果爭端導致中日兩國關系破裂,進而破壞生產、引發貿易抵制,那么雙方均會蒙受損失。過去十年間,中日雙邊貿易額增長了兩倍,達到逾3400億美元。目前,中國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近年來日本在華投資額是在美國和韓國的兩倍。
看上去,兩國因經濟關系破裂而蒙受的損失,顯然超過因控制幾座無關緊要的島嶼而獲得的好處。但是,如果好斗言論和政治上的嘩眾取寵占據上風,那么經濟上的權衡可能就要從保護互利變為評估在承受經濟壓力時那一方的損失更為慘重。
日本在中國國內市場的經濟參與度遠高于中國在日本市場的參與度。日本連鎖餐廳在中國很常見,日本零售商店在中國銷售從汽車到電子產品等各種商品。但多數中國消費者認為,轉而消費歐洲或其他亞洲品牌并不需要付出多大代價。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可能更容易受到貿易中斷或抵制的沖擊。不過,中國也會遭受損失,因為這些商品多數是由中國企業拿當地的材料用國內勞動力生產的,所以二次效應恐將損害中國的利益。
不過,就對經濟增長造成的沖擊而言,更為嚴重的后果來自于兩國在東亞生產網絡中扮演的互補角色。作為世界的組裝工廠,中國或許是這個網絡的“門面”,盡管其組裝所用的最大一部分先進零部件來自于日本。不過,中國從出口導向型產業創造的就業中受益匪淺。而且,中日兩國均因這種安排而蓬勃發展,因為它利用上了雙方的比較優勢,使兩國能夠專注于自己所長,實現規模效益。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這種生產網絡架構,中國對西方的貿易才實現了巨額順差,并導致中美關系變得相當緊張。但其中常被忽視的一點是,以附加值來衡量,日本在這一順差中占據了很大份額。
如果該生產網絡被島嶼爭端綁架,那么評估雙方的相對成本就變得更加復雜,因為其他國家也參與到生產網絡中,而且各自扮演的角色也在演變。中國企業越來越有潛力在低科技和高科技兩端都站住腳。過去,中國勞動力充裕、技術相對落后,在勞動密集型領域擁有更大優勢。但隨著工資水平迅速升高、人民幣升值和勞動人口萎縮,中國不得不在價值鏈更高端與別國展開競爭。通過積極升級科技能力、強化基礎設施,中國提升了其在偏技術密集型生產線中的地位。
中日爭端的經濟權衡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黃育川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運輸成本越來越高,分散化的供應鏈日益復雜,這也促使以前在中國境外采購零部件的企業更多地融入中國國內市場。隨著華為等中國技術密集型企業逐步擴張,中國本土鏈條已經深化。過去十年,中國境內生產的整合程度越來越高,加工相關進出口在貿易總額中的比重下降了10%左右。最終結果是,各種因素正在推動中國在生產網絡中日益成為日本的競爭者,而不是互補的伙伴。
地區經濟貿易因素也影響著利害權衡。中日兩國都在爭相獲取從碳氫化合物到賤金屬等各種資源。每達成一筆交易,雙邊緊張關系就升級一次:例如俄羅斯向亞洲供油管道路線的決定,或者緬甸境內采礦合同的授予。日本是成熟經濟體,其增長對資源的依賴程度比中國低。但考慮到某些特殊因素——如中國在稀土資源供應方面占據幾近壟斷的地位,而稀土對于日本更加先進的生產線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日本可能不比中國更容易抵御資源問題的沖擊。
雙方如何處理蒙上政治色彩的地區貿易協定也很重要。日本現在可能認為,加入泛太平洋伙伴關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將使日本進一步靠近以美國為首的貿易集團,抵御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但隨著美國“重心”向亞洲轉移,這種想法可能會強化中國強硬派的不安全感,他們會認為這根本就是“遏制中國”戰略的一部分,與日本構建更緊密經濟關系或許并不能反制這一戰略。
這一切提醒我們,看似不足道卻極其情緒化的爭端,可能引發對每個人都造成深遠負面影響的行動。中日雙方都應將這場爭端束之高閣,那里才是它該待的地方。
本文作者為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高級研究員,曾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中國業務局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