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4日，廣東省紀委的一則“關于嚴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之間稱呼紀律”的通知，引起廣泛關注。在這則通知中，廣東省紀委提出：部分黨員干部把同事、同志間的稱呼庸俗化，稱領導為“老板”“老大”、稱下屬為“哥們”“兄弟”等等，破壞黨內民主，損害公仆形象。

領導干部禁稱“老板”、“老大”，廣東并不是先行者。早在2003年，上海、甘肅等地也曾下發類似“禁令”。但“老板”、“老大”等稱謂仍流行于官場。

下級為何習慣稱上級“老板”“老大”？“同志”稱謂的淡出，透視出哪些官場變化？

“同志”稱謂漸去漸遠

“如今‘同志’稱謂多出現在領導干部的任免交接大會、領導干部的任免通知中”

曾在機關工作過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表示，回顧中共黨史，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初期，標準、正確的政治稱呼就是“同志”。毛澤東早在1959年就要求互稱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黨內同志之間的稱呼問題的通知》，要求“今后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互稱同志”。

據其回憶，文革時期，稱“同志”是民間最保險的做法。文革結束后，黨中央明確要求互稱“同志”。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就提出“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

2011年武漢市收藏品市場曾舉辦“慶祝建黨90周年收藏特展”，展出了武漢冶金設備制造廠職工于1984年4月寫給鄧小平的信件。在信中，這名職工稱呼鄧小平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我這樣的稱呼，若有不妥之處，請給予責備。”鄧小平在這一稱謂上畫了個圈，批示“頭一次看到這樣的稱呼，我很喜歡，酌重處理！”

“互稱‘同志’、不叫官銜，是一種黨內關系對等性的體現，所以文革結束后黨中央立即規范領導干部稱謂”，許耀桐說，但這一輪清風并未持續多久。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沿海地區開始稱呼領導干部“老板”、“老大”等稱呼，并蔓延全國。

北京市一機關單位工作的處級干部張偉(化名)說，他于1994年大學畢業參加工作時，“同志”稱謂已經淡出官場，“同事之間沒人這么叫。更沒人會叫上級‘同志’。”

張偉說，如今“同志”稱謂多出現在正式的官方會議、官方文件中，例如領導干部的任免交接大會、領導干部的任免通知。

廣州日報2007年11月29日曾發表《稱呼的學問》一文也稱，“在我們單位往往在很特殊的情況下才稱某某為同志。比如，在處分人的時候要稱同志”。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某位領導干部被調查，那么在相關正式的官方會議、官方文件中，就不再稱為“同志”。如2012年3月15日，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職務，這時，薄熙來還被稱為“同志”。4月，薄熙來被調查后，也不再稱其“同志”。

“姓名+職務稱呼最標準”

“應稱副職為正職，特殊姓氏稱呼要避免歧義，還要區分領導職務和行政級別”

不叫“同志”，那么如今如何稱呼領導干部？多名基層干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領導稱謂是門“學問”，已形成一些約定俗成的“規矩”。

張偉說，在北京稱呼上級“老板”、“老大”的并不多，“一般下級叫上級都是姓+職務簡稱，比如廳長、局長，一般叫×廳、×局；院長、檢察長，一般叫×院、×檢”。

政府部門的領導班子都是“一正幾副”，張偉說，正式會議上會明確界定正副職，“比如剛才某某副局長的講話，如何如何，最后請某某局長總結等等”。但下級對上級，不會界定正副職，“沒有人會叫x副局長，副職領導大多也是姓+職務簡稱。如果領導能接受，也有叫姓+副的，比如李副、張副。如果副局長和局長一個姓，副局長就叫“名字+職務”。如都姓李，副局長名字叫曉明，即稱呼李曉明為曉明局長，而不叫李局長。

張偉說，正式會議也經常采用名字+職務的稱謂，“這種名字+職務的叫法更親切”。

如果領導是特殊姓氏，如傅、付、符或戴、賈，則也多采用名字+職務的做法，“不論正副職，都不可直接叫傅局。這樣叫正職領導，降低了正職領導級別；叫副職領導，顯得別有用心。至于姓賈，更不可能叫姓+職務，要么直接叫職務，要么就叫名字+職務。”

天津師范大學教授譚汝為曾發文總結官場中的姓氏諧音難題：“‘范局’、‘史科’，最好不要簡稱，改用全稱”；對于姓席、辜、祖、舒、岳的副職領導，最好不簡稱，否則就會導致“祖副”(祖父)、“岳副”(岳父)等。

東北一地級市的副處級干部王濤也表示，“名字+職務”或“姓名+職務”的叫法，最普遍也最標準，“肯定不會出錯，更不會讓領導反感。”

而巡視員、調研員、主任科員等非領導職務，則稱呼其對應的行政級別，“巡視員對應的級別是廳局級，調研員對應的級別是處級，所以要叫×局、×處，如果直接叫巡視員、調研員，有的領導特別是從領導職務轉為非領導職務的，就會不高興。當然也有人不在乎，我們單位的幾個調研員，我們就叫王調、張調”。

他說，官場稱謂另一“注意事項”就是“叫大不叫小”，“縣市的委辦局，雖然行政級別只是科級，最好叫局長”。

張偉說，一些政府部門的稱呼和行政級別容易導致“誤讀”，這時對領導干部的稱呼更應注意，“比如正部級單位，除了某某部部長，還有某某辦主任、某某委主任、某某局局長。這些單位的主任、局長都是部級領導，如果叫主任、局長，就把領導叫低了，所以也叫部長”。

官員稱謂規范爭論持久

有人認為稱呼職務是明確領導權責；有人認為稱呼“同志”有利于黨內民主化

在本月廣東發布的官場稱謂禁令之前，規范官場稱謂的爭論早在2003年就已經開始。

2003年全國兩會上，一些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稱領導干部為“老板”的現象在一些黨政機關已司空見慣。隨后，甘肅、上海等地都曾下發通知，要求“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稱同志，不稱職務”。

但稱呼領導干部“老板”、“老大”的風氣并非就此剎車。去年10月，《人民日報》發表評論“不知從何時起，裹挾著濃厚封建陋習的‘老板’、‘總管’、‘大哥’等庸俗化的稱呼，在某些部門或單位已滲透到黨內。”

張偉和王濤都認為，稱呼領導干部“老板”、“老大”固然不合適，但也沒必要強行要求互稱“同志”。

王濤認為，稱呼職務并不代表著要突出領導的特殊身份，而是明確領導的權責。比如第一次到某個單位辦事，聽到誰叫局長、處長，就知道該找誰。反之，一律稱“同志”，有點混亂。

但許耀桐認為，為了避免助長“官本位”，特別是當前整治“四風”的大背景下，仍有必要要求領導干部互稱“同志”。

許耀桐說，之所以歷經多年，“老板”、“老大”、“兄弟”等“江湖稱謂”屢禁不止，就源于個別領導干部覺得這樣的稱呼滿足了其對財富、權力的心理需求。“強調互稱‘同志’，有利于黨內生活的民主化”。

新京報記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