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7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摘選巡視工作專刊，詳細介紹了中央關于巡視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新成效等。文章指出，巡視組的主要任務是發現問題、分類處置、督促整改，要當好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蒼蠅”，形成震懾，遏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

今年3月，中央第三輪巡視正式啟動。相較于前兩輪巡視，專項巡視一詞被首次提及，其對象包括科技部、復旦大學、中糧集團3家單位。三輪巡視釋放了怎樣的反腐信號？巡視對象及組長如何選擇？

專項巡視體現“問題導向”

在2014年中央巡視工作中，專項巡視被認為是繼“巡視對象不固定”、“巡視組長一次一授權”之后又一重要創新之舉。

今年1月，“專項巡視”一詞首次出現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工作報告中：“創新組織制度和方式方法，探索專項巡視。”隨后啟動的第三輪巡視中，該方式被應用于科技部、復旦大學、中糧集團3家單位。

據輿論分析，此前的常規巡視，并未針對特定問題、領域和人員。按照常規做法，一個地區或單位被巡視后，一段時期內可能不再被列為巡視對象。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認為，與常規巡視相比，專項巡視的對象總體一致，包括中央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和高校、省區市等，但更強調以“問題為導向”。“哪里問題集中，就投入更大力量，這樣能更好地發揮巡視作用。”他說。

對于此舉的效果，謝春濤認為“值得期待”。“新方法更強調針對性，將火力聚焦某些特定的領域或單位。形式上更為靈活，效率更高。可以肯定，目前的反腐形勢需要這一方式的介入。”

“以往接受一次常規巡視之后，可能幾年都不會再成為被巡視對象。這可能為個別官員提供可趁之機：巡視組來了就做出廉潔、勤政之態，巡視組撤出就還是老樣子。這不利于落實監督效果。”謝春濤認為。

與之相比，專項巡視優勢明顯：哪里有問題巡視組便直接介入。如果出現新的問題，監督力量可以再次介入。“而且事先沒有通知，在時間上無規律可循，更利于抓住常規巡視中的‘漏網之魚’。”謝春濤說。

另一方面，他認為，專項巡視的運用展現了中央的反腐決心。“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勢頭非常明確，專項巡視會直接提高反腐精度和效率，表明中央不留死角的反腐態度。”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燕繼榮認為，專項巡視是對原有巡視制度的完善。“在普遍巡視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對特定單位和領域特殊‘關注’，重點主要集中在高層及社會關注、公眾反映強烈的重大問題、突發事件、黨風政風、選人用人等方面。在持續高壓的反腐勢頭下，專項巡視的運用在情理之中。”

此前，外界評價，第三輪巡視中還有一處新變化：進一步加強了紀檢監察力量的參與度。

對此，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辦公室主任黎曉宏在介紹2014年中央首輪巡視工作情況時表示，“巡視組下去前，要請中央紀委有關紀檢監察室向巡視組通報情況。巡視中，紀檢監察室選派人員參加巡視工作。巡視后，及時將問題線索移交紀檢監察室處理。”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王敬波則認為，“紀檢是從紀律檢查的角度，長期存在的黨內監督渠道。從黨內監督、機構整合、力量整合的角度來說，巡視組加強紀檢力量，是建立統一、權威監督體系的風向標，預示著未來的發展方向。”

謝春濤的觀點略有不同。“就之前的巡視經驗來看，也不乏紀檢力量的介入。最早的巡視組就是由中央紀委和中組部組成，但只了解情況并不查辦案件。即便如此，該方式對中央了解地方官員的作風建設，履職情況，亦有很好的作用。”他說。

誰將成為被巡視對象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顯示，過去一年間，中央巡視組共對20個地方、部門和企事業單位進行了巡視，發現有價值的問題線索比過去增加了5倍。

巡視組如何選擇巡視對象？

謝春濤認為，以2013年的兩輪巡視為例，巡視對象基本呈現“地方、部屬大學、部委、國企”的結構。“今年，雖然巡視對象大致相似，但構成方式略有調整：地方被單獨列入常規巡視，其他部門和企事業單位等則屬于專項巡視范疇。”他說。

黎曉宏在介紹2014年首輪巡視工作時指出，中央巡視有280多個對象，今年前兩輪要完成對20個省區市的巡視。在選擇范圍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則提出了：改進中央和省區市巡視制度，做到對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全覆蓋。

“這表示雖然巡視工作有先后順序，但所有地方、部委、企事業單位都是潛在的對象。”謝春濤分析，“但不能因此判斷，先巡視的地方問題就比較重，后巡視的就不是關注焦點。事實上，很多情況下并不是發現問題才去巡視的，而是在巡視過程中發現問題。”

燕繼榮則持不同觀點。他認為，巡視對象的選擇體現了一定的反腐導向。2014年3月，中央巡視組派出13個小組，其中3組分別針對復旦大學、科技部和中糧集團專項巡視。

“比如這次專項巡視中包含國企，這表明中央對國企的關注。多年來，國企一直是社會關注度高、議論較多的領域。”他說，“社會關注點在什么地方，政府也會警覺。我認為選擇的巡視對象都是經過認真考量的，有回應社會關注的因素。總體思路是先從重點做起，進而推廣至各領域。”

2013年10月28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曾對中央巡視組工作流程進行了詳解。根據描述，這一流程被概括為“5個步驟”。

首先，巡視組向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和中央組織部、審計署等了解被巡視地區、單位黨組織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的有關情況，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印發通知等。

此后，巡視組將通報巡視目的和任務，公布巡視組監督的范圍、工作安排和聯系方式，通過各渠道了解問題。

第三步，向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報告巡視情況、發現的問題，提出意見建議。

第四步，向被巡視地區、單位反饋發現的問題，提出整改的意見建議。

最后，依據干部管理權限和歸口管理，分別移交中央紀委、中組部有關部門或中央有關職能部門處理、督辦。

“總體而言，巡視組對被反映的重要問題，可以深入了解，但并不干預被巡視地區、單位的正常工作，也不直接查辦案件。”謝春濤介紹道。

燕繼榮認為，本屆政府更重要的舉措是樹立反腐新規。“樹新規首先要嚴格清理已有問題。這需要極大的決心：不僅僅是打幾個‘老虎’，而要重新整頓秩序。這更需要在監督對象的選擇上按部就班，從政府部門到企業，再到科教文衛各領域，都不能遺漏。”

“總體而言，巡視的范圍越來越大了。”王敬波說，“從黨政機關向國有企業，進而向事業單位擴展。此外，在輻射面不斷擴大的同時，在深度上也要更進一步。要從碎片化地發現問題，逐漸進入到制度建設層面，從而杜絕腐敗發生。”

王敬波認為，巡視對象的選取體現了行政規律。“權力最集中的單位應存在于行政系統中，縱向看就是各地方政府，橫向看則是各部委，然后是國有企業、科教文衛等事業單位。這正是當前選擇巡視對象的邏輯方式。”

巡視組成員如何選擇

事實上，巡視制度已誕生多年。1996年，十四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便作出“選派部級干部到地方和部門巡視”部署。隨后，中央紀委啟動巡視制度。

2003年8月，“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巡視組正式成立。過去10年間，程維高、陳良宇等多名高官腐敗案發，均與中央巡視組的出現密不可分。在2013年的兩輪巡視中，成果同樣顯著：第一輪巡視發現了6名中管干部的違法違紀線索；第二輪巡視的10個點，已有24名領導干部被查，其中包括兩名省級干部。

“由于巡視對象主要是省部級領導干部，巡視組的工作難度比較大，面對的問題也比較復雜。因此，巡視組大多選用有過高級別干部經歷的人員，確保其有足夠經驗應對復雜的形勢。”謝春濤表示。

以組長為例，按照規定，中央巡視組組長大多在已離開一線崗位、但尚未年滿70歲的省部級(正職)官員中選任。

此外，近三輪巡視組長的選擇呈現出另一亮點：一次一授權。“如果組長長期由固定人員任職，更像是一種人事或官職安排。當其變成臨時性職務后，巡視組的獨立性得到了更好的保護。”謝春濤評價，“一次一授權將使機構和人員的動態性很強，被巡視單位很難找到應對措施提前準備，最大程度地弱化了人情因素”。

“誰參加巡視、誰當組長，所有人事先并不知曉。如果巡視人員和被巡視人員接觸多了，難免出現包庇。”謝春濤說，“而現在，最大限度避免了巡視人員和被巡視單位、地方、個人產生交集。組長或組員既不曾在那里工作，也不是當地人，再加上工作組的工作方式、流程、聯系方式都是公開的，極大地確保了巡視效果。”

謝春濤認為，選派組長“在巡視地無任職經歷”意義重大，“就是要避開一切人脈關系。”他說。

“總體而言，十八大以來反腐更加主動、積極了。當前，在網絡舉報等多種方式的配合下，多管齊下，可以更加高效地反腐。”他說，“我認為，巡視制度會成為反腐工作的常態。這幾輪巡視的良好效果，更說明有必要將其常態化、制度化。但要實現全覆蓋，一年兩年是不行的，必將是一個長期工作。”

燕繼榮則表示，無論是專項巡視還是巡視組長的選擇，核心思路都是“無規律可循”。

“上次查了，這次還可以再查。一次一授權則使得負責人不固定，難以形成利益結盟，便于揪出貪腐之人。如果固定下來，有問題的人難免提前做工作，阻礙工作進行。現在是巡視前突然宣布組長，而且每輪負責人都不相同。”他說。

相關資料顯示，第三輪巡視中有4位正部級巡視組組長在去年第一、二輪巡視工作中也曾擔任組長，分別為徐光春、馬鐵山、張文岳、陳光林。

燕繼榮認為，巡視組長都是負責各自無任職經歷的地方、單位，這樣已經最大限度地擺脫了利益糾葛可能，足以有效防止包庇、袒護現象的發生。“可以看出，中央在反腐問題上是動了腦筋的，不是走過場。”

“反腐已經進入了相當關鍵的時期，全社會都在盯著新一屆領導班子如何打老虎，鏟除腐敗滋生的土壤。就目前的反腐形勢而言，巡視制度必不可少。”燕繼榮說。

“巡視的程序設計就是要壓減人為操控的空間。如果沒有嚴格的程序規范，就沒有辦法防范人為干預，巡視本身也可能發生異化。巡視對象不固定，組長一次一授權，這些創新，都是為了保證巡視制度的純潔性、權威性。”王敬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