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作為“佛教立國”的“微笑國度”，近年來的政局動蕩和社會混亂令世人震驚扼腕，并日益呈現出制度性“泰式民主”的“民主拉鋸困境”。自1932年“民主革命”之后，運行了80多年的“泰式民主”始終難以跳出“文人政權與軍人政變”不斷轉換的“惡性循環”。為什么泰國的民主制度及其運作體系難以成熟和穩定？其中蘊含著什么樣的社會經濟、政治法治及思想觀念根源？

經濟社會結構二元對立

建立當代泰國憲政民主基本架構的所謂1932年“民主革命”，只是一小批民主主義者和反對君主專制的軍人集團發動的一場小規模的成功政變。雖然實現了泰國政體從絕對君主制向君主立憲制的政體轉變，但君主和王室作為傳統政治力量保存了下來，軍人集團也從此走向政治中心并左右著泰國的政治走向和民主化進程。歷經八十多年的現代國家建設和現代化發展，在經過24次政變(其中20次為軍事政變)和不斷的政治爭斗后，泰國的經濟社會結構依然深陷“二元結構”的泥潭：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并未完成，60%-70%人口仍住在農村，城鄉差距和對立依然嚴重。

二元對立的經濟社會結構，為2001年他信政府上臺后“民粹主義”惠民政策的實施奠定了雄厚的社會基礎。經過他信政府五年多的持續動員和政治化過程，此前不太關注政治的農民和城市貧民階層，被廣泛地政治動員起來，成為“他信派”政治勢力龐大的民眾支持力量(“紅衫軍”)。相反，以城市中產階級為主要支持力量的“反他信派”則以反對黨為組織中心，結合反他信的王室力量、軍人集團、地方寡頭、政客及其官僚(“黃衫軍”)，與“他信派”形成了泰國民主特有的“民主拉鋸困境”：雙方都以“民主”為旗幟，動員和依靠各自的民眾支持力量，以“街頭抗爭”為主要政治斗爭手段，你來我往、相互拆臺。而貧富差距和城鄉對立的“二元結構”則為這種“民主拉鋸”提供了最為雄厚的經濟社會基礎。

兩極政治博弈惡性循環

泰國自1932年君主立憲的民主體制建立以來，一直處于多黨紛爭與軍人政權交替博弈的“惡性循環”之中，未曾有過一黨主導、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文人執政的多黨聯合政權所出現的內斗及不穩定，也給軍人政變提供了最好的借口和依據。

自2001年他信率“泰愛泰黨”贏得大選并奪取政權之后，以“他信—英拉系”政黨為組織中心的一方，與以傳統民主黨為組織中心的另一方，形成了越來越趨于兩極化的政黨對立中軸，你死我活般地挾持各自的民眾支持力量，以政治化經濟利益動員和組織民眾，以街頭抗爭和政局混亂相互施壓，借以挑起和誘導王室和軍方勢力的介入和支持。以兩極化的政黨力量為組織中心、極端政治化民眾參與、“魚死網破式的政治對決”、借機引誘軍方干政，這便是“泰式民主”的“民主拉鋸困境”的制度病理。

民眾極度參與政治分配

泰國自2001年他信執掌政權以后，泰愛泰黨政府就極力貫徹一系列“民粹化”的“草根政策”：“三年緩債”、“鄉村基金”、“三十泰銖治百病”等惠及農民和貧民的政策，刺激和喚醒了沉睡多年的廣大中下階層的政治參與意識和參與動機。“他信—英拉系”政黨強大的民眾支持基礎不斷鞏固，“政治化分配性激勵”機制的組織化途徑也日益形成，并在不斷的“街頭抗爭”中發揮著強大的組織和動員作用。與此相對，受到“他信派”刺激的以民主黨為首的保守政治勢力，同樣如法炮制，通過自己的政黨組織機制，也動員了龐大的以曼谷城市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民眾支持力量。

自2006年他信政府被軍人政變趕下臺至今，“黃衫軍”與“紅衫軍”的對峙抗爭可謂此起彼伏，這就是民眾極度參與的“政治化分配性激勵”機制造成的組織化抗爭結果。以政黨為組織中心、挾持民眾極度參與，從而形成政治化的對立兩極，這是泰國“民主拉鋸困境”的民眾基礎和民眾支撐。

泰國在1932年“民主革命”后，雖然在憲政制度的表面形態上建立了民主的制度架構和規則機制，但民主革命的不徹底性和局限性，使傳統的依附性村民文化和臣民文化依然普遍存在。

國王雖然為泰王國的民族統一和國家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發揮著重要的政治平衡器作用，但也往往默認軍事政變的正當性，給予踐踏憲法和法律的軍事強人和政治領袖以“特赦”，而無力捍衛憲法的最高尊嚴。地方寡頭和政客往往無視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以一己之私利挾持廣大民眾，肆意扭曲、甚至不惜訴諸暴力破壞憲政體系和民主制度，以民眾的壓力和要挾來達到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廣大民眾，特別是中低階層的草根民眾，迫于嚴酷的生存壓力和習以為常的“依附心理”，被地方寡頭和政客挑動起來，希望通過狂熱的街頭抗爭來實現自己的經濟利益，甚至不惜為了金錢出賣自己的民主權利和政治自由。

當依附性的臣民文化到處彌漫，無時無刻地發揮著滲透和侵蝕的作用，且所有的政治團體和政治勢力，并沒有將“體制內主要的政治制度視為政治競爭的唯一正當的架構并且遵守民主的游戲規則”時，泰國民主制度的成熟之路，注定還要經過艱難而漫長的公民文化培育之途。(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周少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