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以來，IBM深圳工廠、廣東東莞裕元鞋廠、家電企業格蘭仕、湖南常德沃爾瑪分店等連續曝出勞資糾紛、工廠停工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那么如何看待當前勞資關系的形勢？在處理集體勞動爭議時，政府應發揮怎樣的作用？帶著這些問題，半月談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

勞動關系的集體化轉型

記者：我們看到，最近連續發生了多起勞資糾紛、工廠停工事件，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當前勞資關系的現狀？

常凱：應該說從總體來看，我國勞資關系是不斷地朝著規范化、法制化的方向發展。特別是2008年，三部法律——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就業促進法開始施行，對我國勞資關系法制程度的提高發揮了基礎性作用。

不過，這幾部法律主要是調整個別勞動關系，即工人個體與企業的爭議，而對集體勞動關系，即一旦工人集體與企業發生勞動爭議，應該如何處理則比較薄弱。實際上，引起大家關注的往往是集體勞動爭議。而且我認為，當前我國勞資關系正體現出一個新的重大趨向，就是勞動關系的集體化轉型。

記者：能否更具體解釋一下這個集體化轉型的內涵？

常凱：所謂勞動關系的集體化轉型，就是勞動關系的結構，已不僅僅局限于個別工人和企業，而是越來越多地體現在工人的集體和企業之間。并且，當下的許多集體勞動爭議與以前一些工人的集體行動在性質上也不太一樣，以前更多的是由于侵權所引發。

比如最低工資沒有達到，沒有上社保，或者勞動保護出現問題等，工人采取集體行動是一種對權利的被動維護，可以通過訴訟的渠道解決；現在則不同，工人集體行動不僅是因為侵權，相當程度上是要爭取新的利益，比如要求提高工資等。

實際上企業只要給了最低工資就不算違法，那么工人有什么理由要求提高工資呢？工人的理由就是認為企業存在不公正問題。而且還有一個原因，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工資決定，不應該是資方單方面的，勞動力供求雙方當然可以討價還價。這里也涉及勞工三權——團結權、談判權、行動權，這是市場經濟國家都認可的基本權利。

記者：處理這樣的集體勞動爭議，我們現在在法律法規上恐怕還沒有做好準備？

常凱：是的。我國法律上雖然有工資集體談判、集體合同的規定和要求，但現實中很多時候只是走個形式，要不然不能解釋集體勞動爭議為何頻頻發生。而且，這也只是一種預防性措施，預防的效果也不太好，這就帶來問題，一旦出現了集體勞動爭議，我們按照怎樣的法律法規來調整、來處理？現在這方面相當欠缺。

經濟轉型期的考驗

記者：當前勞資糾紛在地域上、行業上表現出怎樣的特點？

常凱：勞資糾紛在地域上的特點還是比較明顯的，主要集中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比如長三角、珠三角、遼中南半島等地。因為這些地方市場經濟比較發達，工人的權利意識與此密切相關，另外工人的集中程度也比較高。

最近一兩年，內地隨著經濟的發展，集體勞動爭議也越來越顯出一些苗頭。這都是社會發展、市場經濟發展的正常現象。從行業來看，傳統制造業，工人集中的地方，也是引發集體勞動爭議最多的地方，比如汽車、電子加工、服裝、制鞋等。

記者：您提到的這些產業，很多是處于轉型階段。那么如何看待經濟轉型期對我國勞資關系的影響？

常凱：經濟轉型確實給勞資關系帶來很大的考驗。以往中國制造業普遍利潤很低，企業為了拿單子競爭很激烈，它們也有它們的壓力，所以拼命壓低工人的工資。可是現在工人不接受了，就容易引發勞資糾紛。

另一方面，經濟轉型期很多企業要兼并、撤銷、關停、搬遷等等，這種調整，不是個別工人解除勞動合同，而是涉及一批工人，特別容易引發集體勞動爭議，比如最近湖南常德沃爾瑪分店關閉，就發生了勞資糾紛。企業當然不是說不能關閉、不能搬遷，但這個過程中如何處理好勞資關系是一個考驗。

記者：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變化是否也成為當前勞資關系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常凱：現在許多停工事件，都是二十多歲小伙子、小姑娘在參與。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大部分是跟著父母在城市長大，有城市生活經驗，有更高的文化程度、更寬的眼界，而且權利意識很強。

他們不像自己的父輩一樣，遇事總是息事寧人、忍辱負重，他們的邏輯是，這兒干不了，就到其他地方干。所以他們參加勞資糾紛的集體行動，不覺得這是一個多么不得了的事情，有時還像嘉年華一樣，嘻嘻哈哈就去了。

而且年輕人對互聯網很在行，他們了解信息、了解政策，也容易組織起來。這是勞資關系中需要特別注意的一個方面。應該盡快健全相關法律，引導他們通過法律途徑，規范有序地表達和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

政府須走出認識誤區

記者：在許多集體勞動爭議處理過程中，都可以看到政府的身影。您如何評價當前許多地方政府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常凱：我認為，對集體勞動爭議，包括工人的停工，政府在認識上首先要有一個準確的把握。實際上，這種爭議就是一種正常的經濟糾紛，完全可以用市場化的方式去解決。但現在有些地方政府不這么看，一旦出現集體勞動爭議，他們第一反應往往是群體性事件，然后就以維穩的思維和方式去解決。

記者：那么政府應該怎么做？

常凱：政府首先要認識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沖突很正常，只要不影響公共秩序，它就是單純的經濟糾紛。實際上，很多時候工人采取集體行動的原因在企業，但有的地方政府往往和企業溝通較多，客觀上造成對工人的訴求不了解、不認同。

那么政府怎么做呢？有人主張退出，我不這么看，我認為政府恰恰需要主導。因為目前來看，中國勞資雙方都不成熟，政府需要發揮更大的作用。

但政府并不是站在哪一方，要求工人復工，或者要求老板漲工資，都不合適，政府應該是搭建平臺，讓雙方協商處理。這一思路更準確的表述是：政府主導，勞資協商，法制解決。當年南海本田事件就是這樣解決的，效果很好，說明這種思路在實踐中是可行的。

記者：針對這一問題，我國在法律法規上會否有所突破？

常凱：就這個問題，我同人社部的領導和相關司局有過很多溝通，他們都認同上述思路。有部領導也提出，如果立法上程序太多，能不能先搞一個部門規章，規范一下政府、企業、工人、工會等幾方的行為，為處理集體勞動爭議提供指引。我想，這十分迫切，也很有可能。(記者 高遠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