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下午5點，河北燕郊開發區實驗小學(以下簡稱“實驗小學”)的放學號響了。六年級小學生楊宇新(化名)向旁邊推了推小木頭課桌，從座位上站起來，收拾好書包，在班級門口排隊，等待出校園。
他剛剛結束了一天的學習。由于座位沒有靠背，只覺得后背生疼，他用力往后挺了挺肩膀，又做了幾個擴胸。大約5點10分，楊宇新的班級在班主任的帶領下，走出教學樓，放學回家。
大約半小時后，4400多名實驗小學學生全部有序離開校園。
近年來，隨著外來人口的機械性增長，燕郊每年新增小學適齡人口2000多人，相當于每年新建一所小學的規模，班級容量超額現象嚴重，很多班級超過80人，一些班級一度超過90人。這給燕郊當地的教育機構帶來沉重壓力：學校管理難度大，師資緊缺矛盾尖銳，素質教育、校本課程等難以有效開展。
80多人的體育課就是自由活動，打打鬧鬧，但那是最好的課了，其他時間只能待在座位上
楊宇新是燕郊當地“土著”，他居住地的劃片小學就是實驗小學，屬于燕郊的優質教育資源。
2008年，他剛上一年級的時候，一個班有60多名同學，外地同學不算特別多。現在，他們班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小學生，湖北、湖南、黑龍江、安徽等，“六年級一共9個班，我們班有80多人，外地同學占到全班人數的一半左右”。
學生人數急劇增加，使本身就不寬敞的教室顯得更加擁擠。
在實驗小學，記者看到，教室里課桌椅擺得密密麻麻。第一排同學的桌子和老師的講臺間距剛超過1米，最后一排同學的椅子頂到教室最后的墻壁。仔細一數，每個教室至少有8列10排座位，每排座位之間的間距不超過40厘米。為了節省空間，四年級到六年級的教室里，擺放的都是約50厘米長、30厘米寬的小木頭桌和約30厘米長、15厘米寬的四腿小板凳。
“坐在那上課，累！”楊宇新說，由于班級人數多，同學們之間坐得非常“親密”。前后桌的距離剛好一個板凳大，要想坐下，就得先將腿從板凳上面與桌子的空隙間穿過，才能坐下。由于凳子沒有靠背，后脊梁就得頂著后面的桌子。如果前面的同學一動彈，后面連排的桌子都跟著晃悠。課桌小，桌斗里根本放不下書包，書包只能放在旁邊的地上。要是有同學出去，書包就有被踢來踢去的危險。
楊宇新個子高，從小到大一直坐在班里的最后幾排。
2012年前后，班里同學人數迅速增加，幾乎每個月都有插班生，坐在后排的楊宇新，越來越聽不清老師講課的聲音。后來，他發現有的老師戴上耳麥，腰上別著一個擴音器，老師上課的聲音，終于又能聽清楚了。可是，并不是所有老師都愿意用擴音器，有些老師講課時，他只能豎著耳朵使勁聽。輪換座位坐在位子偏的那兩周，趕上光線不好時，黑板上的字就看不清，只能下課湊到黑板前抄筆記，或是找別的同學抄筆記。
楊宇新坦稱，老師對他的關注度很低，“老師關注的不是學習好的，就是學習差的，對其他人根本不關注。”他說，每堂課老師一般能提問20多個同學，“像我這樣學習中等的，課堂基本不被提問，考完試成績有浮動不說，判完作業也不說啥。一個學期，與老師交流不了一兩次。”從上一年級到現在整整6年，沒有一個老師問過他，最近學習怎么樣？有什么不會的？更談不上談心。“80多個人，老師哪管得過來呀？”楊宇新挺理解老師。
在楊宇新的課程表上，每周有兩次體育課，但是，很多時候上不了。
“已經連續兩個星期沒有上體育課了，今天才上了一次。一個學期能上課程表上安排課程的一半就不錯了。”楊宇新說，體育課主要是自由活動。“有的同學，為了回家能多玩一會兒，利用體育課的時間，趴在草地上寫作業，老師也不管。”在楊宇新看來，籃球筐、足球場、乒乓球臺子、實心球都成了擺設，“老師幾乎不拿出這些球來讓我們玩兒。即使老師拿出籃球來，也最多拿兩個，只夠十幾個人玩的。”
當三四個班一塊兒上體育課的時候，在塑膠跑道上自己跑步也是不被允許的，因為老師怕串班。這時的體育課，大多是讓學生集中在跑道中間的草地上，一個班級劃分一塊草地，在上面坐著說話聊天或是三五成群打打鬧鬧。
即便這樣，在楊宇新的眼里，“這是最好的課了，起碼是能出去活動活動的一個課。”
而平時的課間休息10分鐘，學校出于安全考慮，是不允許學生下樓活動的。
“班里的過道太窄，課間10分鐘出去一次非常麻煩。”楊宇新說，各組之間的過道最多只能容一個人側身通過，身材偏胖的同學，需要找距離寬的過道繞著走。所以，大部分同學只能待在座位上說說話、喝喝水，需要上廁所的，借機會到樓道里溜達一圈。“去樓道走走可以，但不能在樓道里玩兒，因為有可能被老師瞪一眼。”
記者發現，學校的廁所資源也非常緊張。在每個樓層有4個廁所，兩男兩女。以女廁所為例，一個廁所只有3個位置。每層樓有6個班級，以每班80人保守計算，共約500人。
一位四年級的小學生說，為了能上上廁所，同學們只能擠著上，要是擠不進去，廁所就上不成。如果幾節課連著比較緊，就干脆不喝水，免得出現尿急上不成廁所的窘境。還有很多同學反映，“廁所太臟，太臭，能憋就把尿憋到放學到家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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