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上海6月26日新媒體專電 題：33項城鄉待遇差別：從一份“權利清單”看戶籍鴻溝

“中國網事”記者葉鋒

“村里人”和“城里人”、“本地人”和“外地人”，身份不同，有多少權利差別？長三角地區一個縣級政府梳理的結果顯示，當地城鄉居民間存在33項因政策不同而產生的“待遇差異”。

這些差異，覆蓋了居民生活、就業多個方面——

如果生活困難，“城里人”的低保標準按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40%確定，而“村里人”的標準則是“城里人”的七五折。

如果失業，“城里人”的失業金待遇為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75%，而農民合同制工人的標準則為城鎮失業人員的40%，純粹“村里人”的失業情況則不在登記范圍之內。

對于當地的老年人，“城里人”中60歲以上的能拿到助老服務券，困難、殘疾、獨居、高齡等特殊老人還能享受進一步的補貼；而“村里人”中只有失能、半失能和80歲以上的空巢老人才可享受政府購買的服務。

如果住房條件差，“城里人”中的困難戶可以申請廉租房、經適房，而“村里人”則沒有資格。

如果不幸遭遇交通事故，兩類人的賠償標準亦不同。根據法律規定，受害者獲得的損害賠償金額，與其從事行業及其所在地的平均收入掛鉤。如此一來，由于收入差距較大，“城里人”和“村里人”的獲賠金額就相差懸殊。

此外，在醫保待遇、報考駕照、士兵退役經濟補助、烈屬軍屬撫恤、子女教育等方面，“城里人”與“村里人”、“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間也存在差異。

當然，“村里人”也有在“城里人”看來值得“羨慕”的地方。比如，“村里人”可以申請宅基地，承包山林、農地，而“城里人”就沒有這樣的機會。再如，如果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城里人”的超生罰款要比“村里人”高出一截，等等。

同地不同權、同勞不同酬、同命不同價……梳理近年來的新聞報道，因戶籍差異而催生的不公之事層出不窮，其間的差異可能還不止上述33項。

比如，沒有戶口，孩子就學可能一直要交高昂借讀費；沒有戶口，買車、買房的首付成數可能更高；沒有戶口，去世以后家屬可能沒有喪葬費可拿，等等。戶籍有無，從生到死，差異巨大。

記者還發現，城鄉二元的戶籍，至少包括了三張“制度之網”：城鎮和農村分割的二元戶口遷移制度，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區分的二元戶籍制度，以及常住登記和暫住登記分類的二元登記制度。

多年來，這三張大網，將城鄉差異牢牢固化，仿佛高墻將“城里人”和“村里人”隔離在各自的地域內。如欲攀墻而過，得克服重重困難。

比如，不少地方規定，農村戶口居民遷往城鎮的，需具備購房、投資、引進人才、務工經商等條件或親屬投靠；而原城鎮居民遷往農村的，除親屬投靠外，嚴格限制遷移，戶口遷移后，戶口性質不變。

記者發現，上述清單中的33項城鄉差異，涉及12個部門。有些政策制訂在本級政府權限之內，更多則涉及上級政府部門，千頭萬緒、盤根錯節，一策之變，往往牽動多方利益，需要在各部門、上下級政府間做大量協調工作。戶籍改革，毫無疑問是改革的一塊“硬骨頭”。

不過，也應當看到，各地近年來因地制宜，在戶籍改革方面有了實質性推進。比如，上海早已實現了義務教育階段農民工子女享受“同城待遇”。2013年起上海實行居住證積分制，積分達到規定分值的，可享受相應的公共服務待遇，包括同住子女在上海參加高中階段學校招生考試、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考試等。

廣東則提出建立新型戶籍制度，將全面放開本科以上學歷畢業生落戶限制，全面放開除廣州、深圳以外城鎮的直系親屬隨遷限制和職業技術院校畢業生落戶限制。

浙江德清縣今年成為全省城鄉體制改革試點縣。該縣取消了農業、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讓外來務工、經商人員能夠享受與本地戶籍人口大致相當的基本公共服務，逐步實現社會管理、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城鄉一體化。

不過，記者采訪了解到，基層在推進戶籍改革方面仍面臨不小困難。比如，城市公共資源總量有限，短時間內無法滿足所有農村居民落戶要求，在交通、就醫、就學等方面面臨瓶頸；一些地方在基層層面“能夠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已經基本完成，還需要更高層面、更大范圍的改革配套，等等。

戶籍制度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既要統籌考慮，又要因地制宜、區別對待。要堅持積極穩妥、規范有序，充分考慮能力和可能，優先解決存量，有序引導增量。不少基層政府表示，希望為基層在戶籍改革方面的探索給予更多支持，上下聯動破解改革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