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評論員傅達林
當存在“打了招呼”的嫌疑時，誰能指望縣公安局能超脫這種干涉而秉公執法？因為公安機關在執法上并不具備足夠的中立性，此時其調查的公信力難免受到質疑。
連日來，山東東平初中女生疑遭性侵事件成為網絡熱點。針對迅速升溫的輿情危機，泰安市11日再次成立督查組，督導有關部門和東平縣迅速調查處理。
同以往很多事件一樣，“東平性侵案”曝光后，有關真相的調查遭遇到嚴重的公信力危機。當地公安部門的初步調查，不僅沒有平息網絡輿情，反而引發輿論的普遍質疑。為何缺少被性侵女生供述？警方是否“修改口供”？究竟有沒有“市里給縣里打了招呼”？諸如此類的疑問，都直接指向調查結果的可信度。
本是刑事案件，執法機關卻陷入輿情漩渦，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客觀而言，刑事案件的調查有其自身規律，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有時很難作出與大眾常識相吻合的法律判斷。一些執法機關在調查時，因為忽略了身份的中立性和調查的全面性，加之在回應反饋上略顯笨拙，也容易招致質疑。但在我看來，調查主體本身的中立性和權威性不足，也是影響調查結果的重要因素。
本案中，人們之所以對最初調查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并不認同當地的公安機關。當存在“打了招呼”的嫌疑時，誰能指望縣公安局能超脫這種干涉而秉公執法？因為公安機關在執法上并不具備足夠的中立性，相反只是受地方政府指揮的一個部門，此時其調查的公信力難免受到質疑。
如果說公安機關因體制特殊而難以中立，那么此前東平縣成立了包括檢察機關在內的聯合調查組，為何還不能取信于民，非要泰安市再度成立督查組呢？按常理，檢察機關行使法律監督權，代表的是國家而不是一級政府，由其介入案件調查本可以做到中立和公正。但在我國的司法體制中，長期形成的司法地方化弊病，一定程度上將檢察院、法院視同地方黨政的一個部門。
不難看出，在地方的治理體系中，由于黨政機關一開始就忽略了執法部門特別是司法機關的中立性，實踐中將這些機關完全納入自己體制之下，才使得地方出現危機事件時，司法機關反倒不能憑借權威予以有效化解。在這種背景下，司法機關在人們心目中也失去了原本的獨立性權威，變得與其他部門無異。正是缺乏獨立而有威望的調查機構，人們才不斷向上尋求更高級別的部門介入，其背后則是對調查主體獨立性權威的期許。
好在當前新一輪司法改革正逐漸鋪開，“去地方化”的一些改革舉措，有望將蜷伏在地方體制中的司法機關伸展開來，獲得更為中立而權威的地位。那時，執法機關就不再是地方的“代言人”，而是國家法律和正義的“使者”，其所獲取的法治威望，必然成為化解地方個案調查公信力危機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