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25日，侵華日軍在河北豐潤縣潘家峪村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全村1400多村民中，有1230人慘死在日軍手下。今年7月13日，慘案中部分幸存者和潘家峪村民委員會代表來到北京，正式委托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對日本提起索賠訴訟，要求日本政府賠償人民幣60億元。

前天，京華時報記者對話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詳解中國民間對日索賠24年的發展之路。

現在二戰受害者活著的已經不多了，可以說民周對H崇賭是中華民族要求H本謝罪賭償的最后—個歷史機遇，這個機遇我們應該珍惜。

隨著國內環境的寬松，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前景漸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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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訴訟近30起基本敗訴

京華時報：因何機緣，您開始關注民間對日索賠？

童增：1990年4月，我偶然看到媒體報道的一則消息“東歐各國重提戰爭賠償要求”，很受啟發，我覺得我們也可對日本提出賠償。

我到北京圖書館查閱了大量的歷史資料，發現了很多戰爭期間日本的罪行。我當時寫了一個對日索賠的萬言書，但當時沒有媒體愿意發表。

1991年我把萬言書遞交給人大代表，沒想到很多代表表示認同，還提了議案。媒體隨之跟進，有了社會反響。很多受害人就來找我，我才意識到，日本侵華戰爭對中國造成的災難是非常深重的。我就想幫他們做點什么，沒想到一做就到了現在。

京華時報：那時主要是以什么形式開展活動？

童增：那時只是動員大家將索賠信寄到日本駐中國大使館，單方面要求對方進行賠償，但日本政府不予理睬，沒什么進展。

這種情況一直到1994年才有轉機。當時有日本的律師找到我，說希望代理中國受害者在日本起訴日本政府和日本企業的案件。于是我們委托他們在日本打官司，從1995年開始一直到2007年，日本200多名律師自己籌款幫中國人打官司，還有10萬日本人簽名支持我們，在日本鬧得沸沸揚揚。

京華時報：索賠情況如何？

童增：這些年我們在日本提起了近30起訴訟，基本都是敗訴，無一人拿到賠償。今年重慶大轟炸受害者的起訴案會在日本宣判，根據經驗也會敗訴。

2

不索賠就是縱容于國不利

京華時報：對日索賠為什么這么難？

童增：日方理由主要是說中國政府已經放棄戰爭賠償，包含個人賠償。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首次回應對日索賠訴訟案，認為根據《中日聯合聲明》第五條，中國人的個人索賠權已然放棄，在法律層面上，原告沒有理由提出訴訟請求。但日本的這種說法肯定是站不住腳的，中國從未放棄個人賠償。

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上世紀90年代，中國多位領導人對此已多次闡明立場。

2007年，當時的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也指出：“日本最高法院就《聲明》做出的解釋是非法的、無效的”。

京華時報：屢敗屢訴，堅持的意義何在？

童增：我們越是友好、忍讓，越是助長了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氣焰。日方也趁機開始美化戰爭，扭曲歷史。

暴行不提起到法庭，不要求日本索賠，那我們就是縱容日本篡改歷史、不承擔責任，對整個國家都是不利的。我們的起訴，一方面能夠幫日本恢復記憶，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勝訴，也會為二戰遺留問題提供一個解決方案，也算對國際盡了一個義務。

受害人是拿著法律的武器到法院去申訴，從長遠來看，這個中日之間的障礙(指對日索賠)解決了，會更有利于雙方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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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提起訴訟

有法可依

京華時報：潘家峪慘案的受害者，此時提起訴訟有何意義？

童增：這應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可以說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里程碑式的發展，因為過去我們都是勞工、慰安婦之類的個案，而潘家峪案有1000多名受害者，現在幸存者們集體起訴日本，這是首次。

京華時報：潘家峪對日索賠訴訟在國內起訴，您預期如何?

童增：日本政府在對待侵華歷史上不道歉、不賠償、不認賬的態度，使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在日本法庭上很難獲得公正的判決。而且訴訟在日本開庭，受害人過去非常不方便。

在國內提起對日索賠訴訟，實際上從2005年我們就已經開始有所倡導。今年3月18日，二戰擄日中國勞工及遺屬狀告日本企業一案已經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正式立案，這也是中國法院首次受理擄日勞工訴日企案。這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路上的重要轉折點。

戰爭罪是反人類的罪行，根據國際法，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起訴。應該說，在國內提起索賠訴訟是完全可行的，也有國際法可依。

在索賠方面，不論是政府索賠還是民間索賠，有很多國際范例。比如韓國當時也放棄了各種戰爭賠償，但現在有受害者在韓國國內提起訴訟，韓國高等法院已經判勝訴了。

不過，這對于我國的法院來說，可能仍是一個新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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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害人年事已高

時間緊迫

京華時報：您認為未來對日索賠的前景如何？

童增：前景還是比較樂觀的。近些年來，我可以感覺到民間對日索賠開展得越來越順利。明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相信對于民間對日索賠會是一個非常好的機遇。

但是我們也有緊迫感，我們不能再像過去一樣，一打官司就是20年。上世紀90年代給我寫信的受害人，很多已經去世了。現在的受害者基本都是八九十歲，他們等不了了。雖然他們都是自愿站出來，但是出來作證對他們都是二次傷害。

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應該盡快能夠有一個結果。如果這些受害人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謝罪，對他們將是莫大的安慰。

因此我們也希望法院盡快立案、審理、判決，社會多關注這些老人，從道義上、經濟上、精神上給予他們一些關愛。

京華時報：您如何看待這么多年的民間對日索賠工作？

童增：這些傷害只能靠我們向全世界去訴說，要靠人家來幫我們去發掘一些材料是不可能的，現在還有很多西方國家不了解日本在中國的暴行。

政府公布檔案資料是一方面，但由眾多的受害者來揭露暴行，更有說服力。所以我們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有活的證人，把他們受到的暴行經歷向全世界訴說，這個才是最有說服力的。

民間對日索賠是正義的事情，也是順應民心的。只要我們堅持，總有一天可以做成。

　　□講述

每人拎一條腿，活活將孩子撕開

“1400多村民，1230人慘死在日軍手下”

燕山山脈腰帶山東麓，坐落著一個被譽為“小吐魯番”的美麗村莊。

7月15日，京華時報記者來到河北潘家峪村時，整個村莊顯得寧靜、安詳。但村內的潘家大院遺址，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73年前的屠村慘案。

在這場慘絕人寰的屠殺中，潘家峪村1400多村民，就有1230人慘死在日軍手下。

“兩日本人抓起孩子，提著腿活活把人撕開”

那一年潘守利12歲，被壓在潘家大院中一個豬圈的死人堆里，逃過一劫。

憶及當年，老人一聲重重長嘆，還未開言，便已哽咽淚流，“想起那些就難受，特別難受……”

1941年1月25日，本是籌備過年的日子，不料日軍從四面八方將潘家峪圍堵，挨家挨戶用刺刀將村民圈到了村口的大坑中。眾多村民逃跑，日軍隨后又將大家逼進了潘家大院內。

慘案的另一名幸存者潘善增，當年6歲。他記得，村民們進入大院后，門就關了，日本兵開始往院里開槍，扔手榴彈，“大家哭喊著到處跑，找地方躲，有的人沖到門口求情，被日本人一刀砍斷脖子。”

潘善增是被母親塞到廁所坑洞里才得以活命。除了頭部沒被壓著，身上層層地壓著死去的村民。

當年13歲的幸存者潘守三也僥幸逃過一劫。潘守三親眼看到，一個比他小不了多少的孩子，奔逃中被兩個日本人抓住，他們提著腿活活把孩子撕開。還有日本兵從抱著娃兒的婦女手中把孩子搶走，摔在石頭堆砌的院墻上……最后，日軍端著刺刀在死人堆里找活人，看到還有口氣的就補上一刀。如此三趟，方才離去。

“27名慘案幸存者，年齡最小者已經77歲”

潘家大院和村口的大坑作為慘案遺址保留至今。直到現在，潘守利老人都不敢進村口的陵園，一到陵園門口，他就想起那些慘死的人，忍不住渾身發抖。

1999年，潘家峪慘案紀念館建成，潘家峪村也被命名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今年7月13日，潘家峪村以全村的名義，委托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向日本提起索賠訴訟，索賠金額為60億元。

66歲的村民、潘家峪民間對日索賠團團長潘瑞申說，2002年，大慘案的幸存者還有38人，12年過去，只剩下27人，他們中年齡最小的已經77歲。

“再過幾年，能說話、能出來作證的人會越來越少。”潘瑞申說，但愿通過訴訟，能給這些老人一個交代，能讓世界認清日本的戰爭罪行，“日本的罪，永遠也抹殺不了。血海深仇，一定要討個公道。”

文/京華時報記者陳蕎 實習生楊艷萍 圖/京華時報記者王苡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