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源買賣背后的職校生態

因為生源減少規模下降，可能導致未來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所需要的技術型人才短缺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由于學校辦學經費與學生人數掛鉤，一些中職學校為了搶生源給初中校長或班主任老師高額回扣已成為潛規則。

四川一家技師學院反映，一些地區的教育部門為了保障自己直管的職校有生可招，搞生源封鎖，其他學校的老師去招生，不僅連校門都進不了，有的老師還被請進了警察局。為了招生，學校只好以每名學生2000元的價格向初中買生源，這筆不小的開銷讓學校難以承受，但又不得不負擔。

因為買賣生源有利可圖，湖北一些地市州的中學老師，不愿意當尖子班的班主任，寧肯當差班的班主任，學校沒有辦法，只好讓大家輪流“坐莊”。

這一系列怪現象的背后，是職業教育學校招生難的困境。

武漢市教育局職成處處長李萬平說，面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挑戰，我國必須保持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動搖，確立并實施“制造強國戰略”，將制造業做大做強，必須有一大批高素質的技術技能人才。然而，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卻是，因為生源減少規模下降，可能導致未來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所需要的技術型人才短缺。

招生如同“地下”工作

上中職免學費發資助金、校企合作就業率高、上學不再單純“唯分數論”……

本刊記者近日在北京、四川、湖北、遼寧、廣東等多省市調研了解到，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加大了對職業教育的投入和扶持力度，職校畢業生也因有一技之長而受社會普遍歡迎，然而，招生難題依舊是職業教育院校頭上的“緊箍咒”，生源減少、規模下降趨勢日益明顯。

教育界人士表示，傳統觀念看輕職校、多年來勞動者地位不高、職業教育上升通道狹窄是根本原因。

據《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4)》介紹，我國高職高專院校初次就業率最高，為78.1%，其次是211重點大學。然而，與職業學校高就業率形成反差的是逐年下降的生源數量。

招生難題已如同一張大網，將多數職業院校困在其中，一些學校的招生計劃完成比例甚至還不到一半。

作為國家中等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示范學校、國家級重點職業院校，武漢市第二輕工業學校僅數控專業一次性在國企武重集團就上崗30多人。即便如此，每年能否按計劃招滿學生，仍是校長周平最頭疼的事。

“學校高峰時有6000名學生，最近幾年每年招生只有700人左右。”周平告訴本刊記者，從4月份開始，學校就把每個老師分配到省內各初中進行招生宣傳，全校130多名老師，有七八十人都奮戰在招生一線。可是，所有職業學校的基本信息，包括今年試點的3+2中高職分段培養等信息，許多初中生都不知道。“有的老師沒有門路見到校長，也找不到班主任，只好守在校門口等學生下晚自習后發傳單，搞得跟地下工作者一樣。”

“現在職業學校是中央很重視、行業離不開、社會看不起，隨之而來的就是招生難題。”遼寧大連市教育局職成處副處長邵建利說，大連市的中職學校從上世紀90年代末的200多所縮減到現在的84所，不僅公辦學校招生困難，民辦學校的日子更不好過，部分民辦職校一年招生不到100人。

邵建利說，國家規定普教和職教比是1:1，大連普教和職教在校生比是5.5:4.5，職教生一半是外地人，一半是本地農村生源。如果將大連市城鄉學生一起計算的話，七成以上的學生上普教，只有三成左右上職校。

相比這些教育部門主管的職業學校，武漢鐵路橋梁技工學校的日子更難過。該校副校長李舒桃說，學校由中鐵大橋局這家國企主辦，業務指導歸口人社部門，不在教育部門的招生名錄中。全校沒有老師愿意干招生這個活。無奈之下，學校只好采取獎罰相結合的措施，給每個老師下達招生指標，中層及以上干部每人5名，高級職稱4名，一般員工2～3名，根據完成任務情況額外發放獎金。即便這樣，學校生源也是逐年下降，現在主要以大橋局子弟和農村生源為主。

一些地市為了完成招生任務，使本地中職“吃得飽”，也對生源進行“封鎖”。大連電子學校校長于龍水說，各個區縣教育局給中學下硬指標，要求他們必須保證20個人輸送到區級職教中心，完不成就被視為年終考核目標沒完成。“一些地區還下指令，不允許任何初中學校接待外地中職學校的招生宣傳，學生沒有任何渠道能知道我們這些市級學校的信息。”

就業優勢難擋傳統觀念

廣東韶關一位學生家長向本刊記者抱怨說，自己的孩子初中就讀于當地曲江初級中學，學校1000多名畢業生只有一半左右能上普高，他的孩子排到700多名，學校就動員這些成績靠后的學生簽協議，報考中職。在她看來，自己孩子沖一下還是有上普高的希望。

“能上普高，絕不上中職，考不上普高，也要想方設法掛靠學籍到高中借讀。”一位家長說。這代表了大多數老百姓對于職業教育的看法。

去年，武漢市第一職業教育中心招生計劃為1500人，其中500人就是在中職掛靠學籍，到高中借讀的學生。

武漢船舶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熊仕濤說，近年來技術人才供不應求，但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的體系結構不全，中高級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沒有“研究生”等體系上的設置，“上升通道”狹窄，成為“斷頭路”，因此，很多學生和家長將職業教育當成考不上“普高”和“本科”的備胎選擇。

在目前國內的就業氛圍下，“藍領”工作人員難以獲得公正的地位和待遇，這也是職業教育受“冷落”的原因之一。武漢鐵路橋梁技工學校黨委書記景保憲說，今年學校計劃招收的學生都被大橋局、中鐵建等大型國企預定一空，但學生到這些企業都是勞務代理制，都在一線當產業工人。“工人干到老都不如有學歷的人，他們很難上升到車間主任這些中層管理的崗位。一線工人和中層管理者的收入待遇相差懸殊。”

景保憲舉例說，上世紀90年代，中鐵大橋局有位叫王國英的材料試驗工，獲得了中華技能大獎，并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最后她還是自學大專、本科文憑，轉行發展，現在成了項目經理。“不管是公務員招考，還是國企招聘，本科學歷成了基本條件，把中職、高職生都擋在了門外。這明擺著是對職校畢業生的歧視。我們不能讓重視發展職業教育成為一句口號。”

采訪中，多位職業學校校長表示，近年來，各級財政加大了對職業教育發展的投入，免學費發補助。但許多進入職校的學生，并不在乎這點學費減免和補貼。相比職校學生的優惠入學政策，多數職校辦學經費都捉襟見肘。

熊仕濤給本刊記者算了一筆賬，每年一個職校生的培養成本在1.4萬元左右，湖北教育部門今年制定出臺的高職學生生均經費5000元，遠低于本科生1.2萬元的生均標準，就連這5000元，省屬職校要到年底才能落實，一些地市縣辦的職校還不知道何時能夠落實。因為歷史欠賬較多，許多職校基礎設施都達不到標準，破舊的教學樓和設備老舊的實訓基地，讓許多家長到學校看了第一眼，就不想讓孩子在這里就讀。因為經費緊張，為了節省開銷，一些學校只好用塑料板代替鋼材，讓學生進行車工的實訓，“這樣培訓出來的學生技能也不過硬。”

提升職校學生含金量

熊仕濤表示，要解決觀念上的問題非一日之功。他建議，一方面要加強宣傳，用就業質量、學生發展、創業等實實在在的例子，引導社會公眾對職業和技術教育的看法。另一方面，政府和社會應徹底消除職校畢業生在待遇、職稱、職務等方面存在的政策性歧視，讓職校生和本科生有同臺競爭的機會。

專家建議，相關部門應該建立學生與教育行政部門互動的網上信息溝通機制，嚴歷查處倒賣生源的行為。同時，根據職校學生的培養成本，制定出臺職校的生均經費標準，并落實到位。

湖北省教育廳一位人士說，目前湖北要求以普高、普職比6:4的標準落實中職學校招生計劃，對于不落實的市州，省級教育部門又沒有有效的處罰手段。他建議，將中職招生工作納入市縣政府的目標責任制考核，建立中等職業教育督導制度。

專家還建議，嚴格推行勞動技能準入制，鼓勵和支持職業院校面向社會和企業需求開設相應專業，設置相應課程，廣泛開展面向在職職工、農民工、復轉軍人、殘疾人和下崗失業人員的職業教育和培訓。□

(采寫記者：鄭天虹 廖君 王瑩 翟永冠 吳曉穎 丁靜 林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