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歲的年輕法官張偉將辭職信和工資條發到網上后，引發了人們對“法官跳槽”這一現象的關注。在很多人看來，跳槽后的法官適合做的工作就是律師，因為他們具有豐富的人脈資源。然而律師們認為，人脈資源對于跳槽的法官來說并非最重要的，那么什么又是律師事務所看上的呢？

很多企業喜歡跳槽法官到他們那里去做法務工作。北京青年報記者了解到，在一些企業里做法務，跳槽法官高的能拿到50萬的年薪，他們又靠的是什么呢？”

帶著諸多的問題，日前，北青報記者對跳槽后法官的去向進行了一次調查，去試圖解開“跳槽法官能拿50萬年薪”背后的謎團。

法官離任兩年內

不能擔任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

如果去看一些律師的履歷，會發現不少律師曾經都在法院工作過。比如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的宣東律師，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重點從事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審判工作。北青報記者從業內多位律師處了解到，從事律師行業是不少法官辭職后的“首選”。

在普通人的印象里，法官離職后轉型去做律師是一件非常順其自然的事情，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

因為根據《法官法》的規定，法官從人民法院離任后兩年內，不得以律師身份擔任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法官從人民法院離任后，不得擔任原任職法院辦理案件的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

對于一些離職后想轉型做律師的法官來說，這個規定是一道繞不開的坎。面對這個規定，一些人會先進入企業做兩年法務，等時間滿了兩年之后再去從事律師職業；一些人則會先選擇進入律所，從行政人員、律師助理做起，等時間夠了再做律師。

“在律師事務所做行政人員、律師助理，拿的都是固定工資，收入一般，肯定沒有正式的律師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律師對北青報記者說。

律師事務所選法官

能力最重其次是人品

北青報記者通過采訪調查發現，目前，北京律所的律師中，有不少都是從本地和外地法院跳槽而來的。

在不少人眼里，法官轉型做律師，由于在法院工作過，很多人都是之前的同事或者朋友，如果去法院打官司，會比別人有很多優勢，這是一筆很豐厚的“人脈資源”。

但在業內人士看來，《法官法》所以對法官離任后就職有所限制，其目地就是為了堵住可能出現的“人情案”。

北青報記者采訪多家律所后發現，律所在招離職法官當律師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強調“業務能力”，其次是人品，“人脈資源”反而顯得不那么重要。

“人脈是個很復雜的東西，當然人脈資源也會看，但是沒那么重要，最看重的還是個人能力。”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刑事部主任易勝華說，并且每個人是不一樣的，比如有的干了很長時間的法官，資歷很深，有的則是剛開始干沒幾年，本身還處于成長階段。在做了律師之后，有的人轉型轉得很好，但也有一些短時間內很難適應這種轉變。

而能否適應這種轉變，也直接的影響著法官轉做律師以后的收入情況。

北青報記者了解到，跳槽法官轉做律師后，收入的確會高于當法官時的工資，但也并不是像外界所說的那樣“年薪五十萬起”。“在收入上視個人情況而定。律師收入高低主要取決于代理的案件數量和給所在的事務所帶來的創收。”許蘭亭律師說。事實上，在更多的律師看來，無論跳槽法官之前在法院工作如何，或者人脈多廣，但只要做了律師，就能以律師的業務要求來衡量其績效。

據了解，法官轉為律師后，收入水平參差不齊。不過，北青報記者詢問了多家律師行業的資深人士，但他們并不愿意直接談及法官轉為律師后的薪水問題。而易勝華律師也只是從律師行業的角度側面談及了這個問題：“在收入上，律師收入和業務掛鉤，可以掙多少，要看律師能力，有的人能拿30萬到50萬的年薪，但每個人是不一樣的。”

到大企業做法務

人脈廣能拿50萬年薪

由于《法官法》的規定，一些離職法官在離職后更多地選擇進入企業去擔任法務工作。這個趨勢在近兩年更為明顯，北青報記者調查發現，除了進入國有企業，近年來法官辭職后進入互聯網公司、金融公司當法務的已經越來越多，“這些企業收入相當可觀”。

北京某中字頭企業的法務吳遠(化名)告訴北青報記者，相對于法院的工作壓力來說，法務工作雖然也很繁忙，但相對輕松一些，收入上更可觀。如果能擔任企業法務部門的負責人，那么收入高過法院數倍應該不成問題。

北青報記者了解到，由于具有法律背景，在法院工作過，一些具有豐富審判經驗的法官特別受大企業法務部門的青睞。

“一些大的企業會比較看重這些經驗豐富的離職法官，因為這些人有豐富的審判經驗，在法院工作過，在法律界有著豐富的人脈資源，大企業為這些人開出年薪50多萬很正常。”易勝華律師表示。

但易勝華律師同時表示，不是每個離職的法官都適合去做法務，因為除了審合同這些日常工作，法務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是談判，“這需要一定的辯論才能，有的法官可能在這方面并不擅長”。

觀察

法官跳槽 還有哪些選擇

除了去律師事務所或者企業做法務，法官跳槽之路還有哪些呢？北青報記者調查后發現，其實法官跳槽后的出路并不算多。

法官轉型成學者不多見

除了轉型做律師，也有一些法官選擇繼續深造，進入高校，從事學術研究。比如曾參與十八屆三中全會司法改革任務起草的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傅郁林教授，便曾在武漢海事法院工作了8年的時間，歷任審判員、研究室副主任，之后進入高校研修，最終成為著名的法學學者。

但像傅郁林這樣法官轉型成學者的情況并不多見，根據媒體的公開報道，更多的情況是法官成為高校的兼職教授。因為根據目前高校的實際情況，要想成為一名教授，不但要取得一定的學歷，還要完成教學工作以及科研工作，時間跨度比較長，對一些年齡比較大的法官來說，放棄工作，重新進入高校進修，顯然是個不小的挑戰。

到其他系統做公務員很難適應

在離開法院的法官中，也有一部分是選擇通過考試或者調動進而到行政系統中當公務員。

北青報記者調查發現，跟行政系統公務員相比，法官的晉升空間相對比較小。進入到法院之后，先要做一到兩年的書記員，然后提拔成助理審判員可以辦案，再經過兩到三年的助審經歷，才能提拔為審判員。除去極少數法官會被提拔為副庭長、庭長，絕大多數年輕法官只有在每年的上級法院遴選中，才有可能被遴選到上一級法院去當法官。

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的張明梅律師曾在西南某省基層法院工作了十幾年時間，先后擔任該院書記員、審判員、庭長，最后成為該院刑事案件審委會委員，根據她的經驗，在法院里對一些人員較多的業務庭室來說，只有極少數的人有機會晉升到庭長和副庭長，如果所在業務庭室的領導年輕能力又強，那其他人晉升會更難，而在法院系統內工資和職務又是掛鉤的。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想獲得晉升，可以通過遴選進入上級法院，但這個名額非常有限，也可以調動到其他公務員系統中。除去名額有限，還會有新的問題，“法官是從事審判業務的，專業性非常強，即使到了別的部門可能會覺得業務不對口，感到不適應”。

講述

“我有更多時間陪孩子了”

張揚(化名)是某省法院一名普通的法官，最近幾個月，剛從法院離職。在接受北青報記者采訪的時候，他再三要求一定要將自己的名字隱去，“只有幾個親戚朋友知道我離職了，不想讓更多的人知道。”

張揚如今在一家企業做法務經理，日常的工作主要是制定、修改、審核單位的一些合同和法律文件，單位有官司要打，他就跟下屬一起收集整理資料配合律師的工作，有時候也會出差參與單位的一些重要合同的討論和談判，單位的員工或者客戶經常會找他來咨詢一些法律問題，他會根據自己的經驗進行解答。雖然工作依然繁忙，但跟當法官的時候相比，他有了更多的時間去陪自己的孩子。

對于從工作了十幾年的法院離職，他說他考慮了很久。在外人看來，從事法官職業，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又身在體制內，將來退休了，各種保障也不用擔心。旁人有時會非常羨慕他的這種穩定。離職之前，他反復權衡過，一旦離職，這種穩定就不會再有了，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離職。

每個月，他發到手上的工資是4000多一點，除了工資，他也看不到繼續干下去還有晉升的空間，“我已經快40歲了，基本上已經沒什么晉升空間了。法院系統晉升空間本來就小，基層法院有的法官干了十幾年甚至到退休，他們的法律職務只是助理審判員，法官等級也只是三級法官，行政級別也只是一個科員”。

而法官繁重的工作壓力也讓他萌生退意，他自己曾經算過，一年下來他至少要審200多個案子，幾乎每天都在加班，每晚都在寫判決。而法院內部非常嚴格的“錯案追究制”則讓他每時每刻都像在“走鋼絲”，一點都不敢大意，時刻處于巨大的壓力之中。

不久之前，一位在法院系統工作了幾十年的法官，在跳出法院系統后求職時以一種戲謔的方式說“賣身不賣藝”。但在張揚看來，他自己早已經把自己“賣”給了他曾經為之努力的法官職業，“有時候，還會經常夢到自己使勁敲下法槌，然后從夢中醒來”。本版文/本報記者 李鐵柱

線索提供/楊女士

作者：李鐵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