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商超賣貨要交進場費、節假日要交節慶費、超市開張要交新店開業費，甚至連合同續簽都要交續簽費，除此之外還有開戶費、貨損費、堆頭費、條碼費等各種料想不到的費用；從店長、主管到理貨員，甚至包括看電梯的老大爺，打理費用一個都不能少，商業賄賂腐敗滲透到商超每一個角落……《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北京、上海、山東等地調查了解到，盡管國家有關部門多次清理整頓大型商超對供應商違規收費，但這種“亂收費”現象不但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

在大型商超對供應商“雁過拔毛”式的亂收費背后，是一些商超在強勢地位庇護下的逐利沖動，是缺少相關立法經濟處罰太輕的制度環境。更有部分商超為規避打擊，將不合理費用包裝成符合規定的“促銷服務費”或簽訂“暗合同”，通過瞞天過海之術鉆政策空子。不難看出，商超亂收費不僅殃及實體制造業，提高了“最后一公里”的流通成本，且導致物價虛高，讓消費者變成冤大頭。

為收費巧立名目供應商“出血”敢怒不敢言

目前商超亂收費的覆蓋范圍廣，幾乎涉及所有商場、超市、百貨店、電器專業店等大型零售企業及其下屬門店，違規收費的項目接近30種，可謂五花八門、名目繁多，絕大多數供應商均被“雁過拔毛”。

李英是北京一家快速消費品供貨商公司的副總經理，從業10余年小有成就，但愈發嚴重的商超亂收費問題成為壓在她心頭的重擔。她告訴記者，我國傳統的商業模式是廠家、供貨商、超市、消費者，而大型商業超市是連接生產與消費的主渠道，占據絕對強勢地位，從商品進入超市到消費者購買整個流程，幾乎每個程序都向供貨商收取各類費用。

采購是供應商商品進入超市的第一個門檻，需要簽署正式合同。以李英公司進入北京一家大型超市為例，合同上約定需要首先交包括進場費、條碼費共約100萬元。合同上簽的是新品費，如果再增加一個品，一個品一個店需要3000元。節慶費每個店需要5000元，一年一般按照6個節日計算；店內還有海報費，一檔海報2000元，檔期為一周或者兩周，全年一般需要5檔海報。

此外，還有被稱為系統費的費用，也就是網費，因為供貨商需要用超市的電腦系統對賬、看訂單，這項費用為全年2000元。同時看，還有新店費，超市如果再開一家新店，供貨商需要交5000元到1萬元的新店費。北京這家大型超市一般一年開兩家新店，體現在合同上的費用就是在100萬之外，再加上幾萬元。由于合同一般是一年一簽，第二年續簽合同需要交1萬至3萬元的續簽費。“這不寫到合同里，行業內叫贊助費。”李英說。

上海一家代理進口牛奶的貿易公司總經理彭先生告訴記者，在上海一家知名的連鎖便利店，貨架上一個飲料面的位置每月展示費就要50元，按照800家店計算，兩個產品一年就需近100萬元，而且是每年都要付錢。

“與其說進場費是‘潛規則’，對我們來說就是‘明規則’，只能被動接受，敢怒不敢言。”山東一家大型超市的食品供應商張建新說，超市新店開業、老店裝修、店慶等等，都要供應商“出血”。商品上貨架銷售又要交貨架陳列費，交費越多，位置越好，中小供貨商毫無議價能力，層層收費“一個都不能少”。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商超亂收費的覆蓋范圍廣，幾乎涉及所有商場、超市、百貨店、電器專業店等大型零售企業及其下屬門店，對違規收費的項目接近30種，可謂五花八門、名目繁多，絕大多數供應商被“雁過拔毛”。

按照收費的不同環節和層次，商超“亂收費”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可統稱為一次性的“進場費”，包括進場費、合同費、開戶費；第二類是各種名目的服務管理費，包括節慶費、店慶費、新店開業費、老店翻新費、信息查詢費、廣告費、海報費、配送費、貨損費、導購管理費、陳列費、堆頭費、刷卡費等；第三類是隨合同期限和新品進入而增加的費用，包括合同續簽費、條碼費(新品進店費)等。

從店長到看電梯老大爺打點費用誰都不能少

除了各種不合理收費，供應商的商品獲準進入商超后，還要額外“步步打點”，上至店長，下至看電梯的老大爺，都會張口要價，哪一個打點不到都會影響商品銷售，也令供應商不堪重負。

記者采訪發現，在這些商超亂收費名目中，當屬進場費和無條件返利兩項數額最大，且呈現逐年水漲船高之勢。濟南市工商聯供應商會秘書長韓剛介紹，五年前一家連鎖超市的進場費只需四五萬元，現在至少要20萬元以上，一些人流量大的知名大超市沒有六七十萬根本進不去。

同樣，大型商超要求供應商的無條件返利即“返點”也是越來越高。彭經理告訴記者：“現在商超的后臺扣點一般都在10至15個點左右，而且合同都是一年一簽，每年都要談扣點，年年上漲，做的時間越長合同點數就越高。”

除了各種不合理收費，供應商的商品獲準進入商超后，還要額外“步步打點”，上至店長，下至看電梯的老大爺，都會張口要價，哪一個打點不到都會影響商品銷售，也令供應商不堪重負。

李英告訴記者，與超市簽署合同后，需要給負責采購的工作人員平均2萬元的打點費。商品進到門店后，給店長的打點費平均每個店3000到5000元；店長之后是主管，或者叫理貨員、訂貨員，平均每人500元，一個店平均有2至3個人；再往下是理貨大姐2至3人，每人需要200元左右；貨物銷售完畢后，負責補單、及時補貨的訂貨組每個店也有2至3人，每人的打點費需要300元左右。即使是門店的財務人員，可以不給現金，但是需要買些禮物，2個人共需約1000元。

“每逢中秋、春節等大的節日，必須要給相關負責人紅包，不然會有很大麻煩。”李英說，主要是給采購人員和店長，采購最低2000元，店長約2000元。這樣算下來，單個店每年的打點費不低于1.5萬元。

此外，大超市普遍實行內部輪崗制，每一次輪崗，供貨商都需要向新任人員打點。即使是管理電梯的老大爺，也要遞上幾盒煙才行，不然就會說電梯壞了。“一車的貨，必須用電梯搬上去，不然就需要等待，加大了物流成本。”李英說。

在商超采購人員階層中，商業賄賂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不給好處的話，進去了也不會有人幫你好好賣。”上海商學院教授顧國建一針見血地指出。

收費欺軟怕硬且內外有別利用“暗合同”鉆政策漏洞

商超亂收費還呈現“欺軟怕硬”和“內外有別”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對國際大品牌和大供應商收費少甚至不收費，對中小品牌和供應商則往往收費翻倍，對商超自營品牌不收費。

據顧國建教授介紹，同樣是收費，零售商對大供應商和大品牌的待遇，與中小供應商和中小品牌相比差距相當大。大品牌可以拿到諸如提前結款、優先展示等優惠。有些零售商為了讓某大品牌進駐，可以免掉進場費，甚至還送柜臺裝修。到了中小品牌面前，零售商又成了強勢一方，種種苛刻的條件讓中小品牌和供應商喘不過氣來。在有些品類里，國際大品牌與國內小品牌相比，各種收費相差可達到3至4倍。

記者在上海、山東等地的多家大型超市和家電賣場采訪看到，不論是食品、日用百貨還是家電，如今很多商超都推出多款自營品牌，在省去進場費、節慶費等各種費用后，價格上具有不小優勢。

近年來，隨著國家有關部門加大對大型商超違規收費的檢查力度，一些商超為規避打擊，將不合理費用包裝成符合規定的“促銷服務費”或簽訂“暗合同”，通過瞞天過海之術鉆政策空子。

根據《零售商供應商公平交易管理辦法》，允許零售商為促進供應商特定品牌或特定品種商品的銷售，以提供印制海報、開展促銷活動、廣告宣傳等相應服務為條件向供應商收取費用，統稱為“促銷服務費”。但由于這種促銷收費沒有具體標準可依，為商超亂收費留下了方便之門。

“現在商超收我們的費用都不會簽在合同里，合同里只簽扣點、物流費用和信息系統使用費用，其他費用談好后以促銷活動費的形式開收據，或直接在貨款中扣掉，目的就是以合法形式掩蓋違規亂收費。”彭經理說。此外，很多零售商為了不給供應商留下證據，給供應商開具的各種收費單據通常都使用簡易的“二聯單”，并非正規發票，即使供應商舉證，也難以查證是否為商超所開。

供應商吃啞巴虧消費者成冤大頭

由于目前我國缺少相關立法，經濟處罰缺乏威懾力，同時零供關系嚴重失衡，導致商超“亂收費”這一難題“久治難愈”。這樣不僅壓縮了供應商的利潤空間，還導致物價虛高，使消費者成為冤大頭。

李英告訴記者，比如方便面等快消品，在超市一年大約是1到2個百分點的利潤，供應商焦頭爛額擠進去，但最大的贏家是超市。每年退出超市的供貨商比例約有10%至15%，忍受不了就退出。

“現在想要超市正常結清貨款幾乎是白日做夢，壓三四個月很正常，拖半年甚至一年也是常有的事。雖然合同中有結款期限約定，但超市總能找到延期付款的理由，比如指責某個單品供貨不及時、結款單據不全等，有時甚至連解釋都不解釋，就讓等著。”山東一家大型超市的食品供應商張建新說。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系主任、中國零售研究中心主任陳立平認為，商超設置超長賬期并將人力成本、物流成本向供應商轉嫁，導致很多中小供應商不堪重負，生存艱難。

“進超市是找死，不進超市是等死”，這種矛盾心態，折射出我國零供關系持續惡化、難以扭轉的深層次原因。“零售商開的價碼必須認，可交完費又覺得自己很艱難、很委屈。”上海市商業經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齊曉齋說。

記者采訪發現，在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企業成本不斷增加的大背景下，“最后一公里”大幅漲價，已經成為推高物價的主要原因之一。

“羊毛出在羊身上”，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一件3元的商品加上正常稅金、損耗和海報費、節慶費等各種費用，到大超市至少要賣10元才能掙錢，成為商超物價虛高的主要因素。濟南市工商局消費者權益保護處處長黃慶財說，這些虛高的價格最后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受損害的是買單的老百姓，抑制了居民消費。

上海流通經濟研究所所長汪亮、上海商學院教授顧國建等專家指出，針對商超亂收費設置的大多是部分規章文件，沒有上升至法律層面，對零售商的約束力不足。此外，現行規定對商超亂收費行為的處罰力度不夠，導致處罰形同虛設。

(本版稿件除署名文章外，均由記者王志、周琳、閆祥嶺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