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濤在事跡報告會上動情演講(資料圖片)

當地《出生醫學證明》簽發管理更加嚴格

何濤丈夫侯燦上網搜索關于此案的消息

全國道德模范何濤涉嫌買賣國家機關證件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一名全國道德模范的“倒掉”

“8月6日下午，安徽六安市裕安區一處安置房小區內，高位截癱近十年的侯燦躺在床上，用右手手背關節在床邊的電腦觸摸屏上滑動，搜索其妻何濤的最新消息。其中一條新聞是：原全國道德模范、安徽省六安市人大代表何濤，利用護士工作之便，從單位非法獲取《出生醫學證明》，交由其夫侯燦通過網絡販賣謀利。二人涉嫌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已被六安市公安局裕安分局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沒有寫‘受其夫牽累’。”侯燦把視線從屏幕上移過來，“是我出的主意，她開始不愿意，我說沒事兒，一直攛掇她……”侯燦目前也處于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狀態。

2008年，何濤被中央文明辦授予“中國好人”榮譽稱號；2009年9月，在第二屆全國道德模范評選活動中，她被評為“孝老愛親”全國道德模范。此后，她還獲得過“五四青年獎章”、“全國三八紅旗手”等榮譽稱號。對愛情不離不棄、對婆婆悉心照顧，使何濤得到了諸多榮譽，并在裕安區婦幼保健所得到了一份工作。可就在這份工作中，她觸碰了法律的紅線。近日，她的各級道德模范稱號被先后撤銷。

何濤“過山車”般的十年發人深省，也引起了公眾關注：其命運轉折背后所暴露的，除了人性的弱點，有無管理的缺失？各界的獎懲褒貶應針對“行為”，還是針對復雜多維的“人”？

爭議中，長期受道德模范妻子“蔭蔽”的侯燦袒露心跡，他擔憂妻子“光環”淡去可能導致生活無著，因而努力“謀生”，不想卻觸犯法律、適得其反。”

一人勉力撐起一個家

兩張醫用單人床并在一起，占據了臥室的大部分空間，其中的一張能升降，侯燦就躺在上面。自從8月1日何濤被警方帶走后，幫侯燦洗漱、吃飯、把床搖起來鍛煉等日常瑣事，改由侯燦的二姐操持。

床頭的墻上懸掛著兩人的婚紗照，照片上何濤笑靨如花，旁邊是一家三口的合影。侯燦解釋，照片是他們的事情經媒體報道后，一家影樓專程趕過來為他們補拍的。當時，侯燦因為病情臉部浮腫，化妝師還在他臉上撲了些粉。

補拍婚紗照時，他們已開始受到媒體的關注，各種榮譽稱號和生活上的幫扶也紛至沓來。那幾年，他們受訪時對媒體說得最多的，還是之前“最艱難的幾年”。

2005年，侯燦在上海不幸遭遇車禍，第三、四節頸椎脫位，狀態近乎植物人。當時，他的女朋友何濤剛19歲，是一位籍貫江蘇、出生成長在上海的都市姑娘，兩人相識相戀近一年。

何濤意外地發現，自己懷孕了。“我意識到那是他唯一一次做爸爸的機會” ，何濤在此后的多次事跡報告中都提到了當時的想法，她想用孩子喚起侯燦對生活的信心和勇氣。

悉心照顧、每天俯身對侯燦說話，在上海無錢醫治后，她不顧父母反對，嫁給侯燦并隨他落戶在大別山區的農村老家。

剛回到六安時，小夫妻絕望中還抱有希望，繼續在六安市的醫院治療。為省住院費，他們租房住，每月花300元雇人拉著侯燦往返于醫院。身懷六甲的何濤來回奔波照顧著侯燦，直到臨盆前一天。看到孕婦如此辛苦，不了解情況的旅館老板最初直罵侯燦家人。

侯燦有3個姐姐，但當時的經濟條件不太好，能提供的幫助有限。侯燦媽媽因為兒子的遭遇受到打擊，突然偏癱，不幸的家庭雪上加霜。

“那時對她沒信心，覺得早晚都得走，晚走不如早走。”侯燦說，他用很難聽的話罵何濤、趕她。有次何濤回上海向父親要錢，侯燦在她提著箱子離開時說，希望她不要回來，“但又擔心她不回來” 。但何濤回來了，學習生火、做飯，勉力撐起了這個家。

何濤丈夫侯燦自稱“主犯”

“如果沒有何濤，現在我的墳頭都長草了。”多年后再次提起往事，侯燦在北京青年報記者面前失聲痛哭，“如果有下輩子，就下輩子報答她，如果沒有下輩子，只能永遠欠著她。”

侯燦的又一次痛哭是在提到案情時。“腸子都悔青了。”他說，上網時得知賣《出生醫學證明》可以賺錢，他想到何濤有便利條件，就生出倒賣的想法。最初何濤不同意，他一直勸她說“沒事兒”。

侯燦坦承，他知道這種做法不對，但“一搜，網上到處都是辦證的”，覺得賣這個證沒那么嚴重，而且聽說別人都沒事兒，抱著僥幸心理，想賺錢貼補家用。他說，至于怎么賣、賣多少錢，何濤并不清楚。如果知道事情會像現在這樣影響巨大，“無論如何是不會做的，更不會害了何濤。”

由于被警方控制，何濤當初是怎樣的想法不得而知。當地警方在通報中簡單提到：“何濤利用護士工作之便，從單位非法獲取《出生醫學證明》，交由其夫侯燦通過網絡販賣謀利。” 北青報記者試圖就侯燦“主犯”的說法向警方求證未果。

《出生醫學證明》被稱為人生第一證，它能證明新生兒的血親關系，是戶籍登記機關進行出生人口登記的依據，也是辦理其他相關事項的依據。

《出生醫學證明》由國家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統一印制，以省、自治區、直轄市為單位統一編號，由批準開展助產技術服務并依法取得《母嬰保健技術服務許可證》的醫療保健機構簽發。

北青報記者查詢發現，以非法獲取《出生醫學證明》為嬰兒上戶口的報道曾見諸媒體。

侯燦說，他賣出去的《出生醫學證明》被用來上戶口時，相關部門因嬰兒出生醫院所在地距離其籍貫地太遠而生疑，然后順藤摸瓜找到了他們。不過，此說法未獲警方證實。

道德模范妻子背后的丈夫

為什么這么做？這是事發后縈繞在許多人心頭的疑問。有網友不解：何濤一家是否生活無著，當地政府是否只給“虛名”而無相應的救助和幫扶？

“政府照顧了我們很多。”侯燦告訴北青報記者，何濤收獲的榮譽和他們所受到的幫扶一直持續。

2007年，當地一位人士得知何濤與侯燦的故事后很感動，寫成文章發表。此后各地媒體的采訪漸多，榮譽和幫扶接踵而至。之前欠下的高額醫療債務也因政府的幫助和社會捐款得以償還，何濤也被安排了一份工作。

案發前，何濤月收入兩千多元；他們一家三口，侯燦和9歲的兒子享有低保，每月超千元，家庭每月總收入近四千元。此外，住政府照顧的廉租房，孩子也開始讀書。在侯燦二姐看來，何濤家“這幾年的日子剛好起來”，癱瘓的侯燦也坦言，漸漸對生活有信心。

“要是一直都這樣有保障就好了。”侯燦說，他們感激政府給予的這些，甚至覺得這是不幸中的幸運。可他也清楚，這些都是因為何濤的榮譽帶來的。如果有一天榮譽淡去怎么辦，“還是得靠自己”。

侯燦對自己重新站起來抱有很大希望：“現在醫學發達了，絕對有可能的。”他舉出同類病癥的病人數量，以證明該醫療市場的廣闊，他還能轉述網傳的一些國家對這種疾病的研究進展。“到了那個時候，沒有幾十萬是不可能治得了的，政府可能給你掏錢嗎？”

侯燦說，只要上半身恢復，能坐著輪椅自如移動就滿足了。現在他的一只胳膊有知覺，也能坐著自動輪椅出去轉悠，但回家時就無法開門，只能等何濤回家或請路人幫忙。說到這些，他有時也自嘲：“人總是得到一點好處，就想要更好的。”

“想要更好”的想法不僅存在于疾病方面，侯燦說，兒子漸漸成長，“學校的好壞差別很大”，他們想把孩子培養出來，以后也算是個依靠。他曾試圖想辦法掙錢，為何濤分擔一點，不想躺在床上“吃軟飯”。

侯燦用手背在觸摸屏上滑動，屏幕上出現鍵盤，他又滑動鍵盤開始打字。車禍前他就愛玩兒電腦，車禍后，自從右臂有了知覺，電腦成了他打發時間、和外界聯絡的重要通道。“我開玩笑說，電腦是我的小老婆。”

侯燦說，他曾經根據病友的建議做“投票”，也就是當“水軍”。但注冊用戶名、郵箱，他的手不太方便，一天下來特別累，最多一天只掙了三四塊錢。

侯燦還說，他曾想過賣六安當地的茶葉。“開實體店肯定不行，得開網店。”侯燦說起做生意頭頭是道。他還想過開彩票店，詢問后發現，自己還是“干不了”。他甚至曾動過包裝何濤做些生意的念頭，但得知何濤的情況“不允許經商”而作罷。

案發后有網友評論“道德遭遇金錢”，他對此評論發表看法：“那個道德獎章，給幾千塊錢我可能舍不得賣，幾萬塊錢就不一定了。”

努力賺錢的同時侯燦也沒拒絕求助。北青報記者在網上看到侯燦于2012年底發布的求助微博，詢問當時他們有何難處？他有些記不起來的樣子，確認年份后說，當時也得到了一些幫助。

對于侯燦的評價，有受訪者用了“精明”兩字。

采訪中，侯燦的二姐走進來，幫他拉直腿以便讓腰部感覺舒服些，但動作不太熟練。侯燦的腳之前訓練時不小心蹭破了，纏著紗布，她現在擔心愈合艱難。侯燦說，已經習慣了何濤的照顧，他一晚上需要翻三次身，何濤也從定鬧鐘變為固定生物鐘，每到凌晨一點、四點就醒過來，有時候他醒來發現已經翻了身。何濤幫他穿衣服非常熟練，侯燦回憶：“她曾開玩笑說，要是有給癱瘓者穿衣服比賽，她肯定能拿第一。”

提到何濤，屋間里又沉默起來，侯燦的二姐埋怨侯燦害了何濤，侯燦只是默默聽著。他說，這樣的指責近來經常出現，有一次他忍不住對二姐吼道：“你沒錢了沒飯吃還能去要飯，我這樣的連要飯都做不到！”

人性弱點？管理失誤？

十年間，“道德”為何濤帶來榮譽，榮譽帶來了工作，而就在這份工作中她失去了榮譽、涉嫌犯罪。不過在其婆婆眼中，仍然是“沒有兒媳婦，就沒有這個家”。

在侯燦的農村老家，曾經偏癱的侯燦母親目前恢復尚可，還能用右臂扛著小鋤頭干點農活。8月6日上午，侯燦母親坐在屋里，用腳踩住豌豆的一端，然后用能活動的右手擇菜。她對兒子、兒媳的遭遇尚不知情。她告訴來訪者，何濤當年和父母鬧翻，執意跟侯燦回六安，幾年后和家人關系緩和。其父母到侯燦家，侯燦媽媽向對方表達謝意，說這個家多虧了何濤，“她爸說，這是她的命。”

所謂“命”，由許多選擇構成，包括如今的涉嫌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由于未接觸到何濤本人，其心路難做猜測，但輿論對其評論不斷。

有聲音認為道德模范涉嫌犯罪是“打臉”，并質疑其道德。也有人認為人性多維、復雜，對其評價應“法律歸法律，道德歸道德”。

還有聲音追問：行為都產生于一定條件，此案中是否有相應的管理措施來約束人性弱點？

北青報記者了解，裕安區婦幼保健所相關責任人的職務被調整，其《出生醫學證明》的簽發地址搬到區衛生局院內，工作人員得到培訓，簽發過程被加強監管。

8月7日，裕安區衛生局一樓，兩名工作人員面對面辦公。前來辦理《出生醫學證明》的市民先到“簽發處”登記信息，再到“驗印處”蓋章。

這是“證章分離”管理，也是《出生醫學證明》所要求的簽發程序。在裕安區婦幼保健所以及西河口鄉衛生院，北青報記者皆看到了相關管理章程，以及違規處理辦法。

案發前，何濤為何能將蓋章的空白證件拿出醫院，醫院為何未能發現？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據了解，在六安市人大常委會批準公安機關對何濤采取強制措施之前，當地衛生系統對簽發《出生醫學證明》的培訓等工作已然在進行。有鄉級衛生所的工作人員稱，先后幾次到市里參加培訓，培訓中何濤的事情曾被提及。目前鄉衛生所對證章的管理也較以往得到加強。

不過何濤未能參加這些培訓，此前她已被暫停工作。

曾經的擔心加速到來

侯燦多次表示“腸子悔青了”、他害了何濤：“如果她現在恨我，出來后離開我，我也能理解她。”

“現在只要何濤能出來。”侯燦說。那幾天天氣炎熱，他擔心何濤在里面受罪。

“何濤在里面肯定也著急。”侯燦二姐說，以往何濤去參加巡回演講、上節目等活動，由她們來代為照顧侯燦時，她一天會打好幾個電話問怎么樣。在他二姐眼里，弟媳婦何濤是個“老實人”。

“以前在天上，現在地獄里”，何濤如何面對如今的局面？

“何濤在意別人的看法嗎？”對于北青報記者的詢問，侯燦和他二姐幾乎同時給出了兩個不同的說法。侯燦說：“不在意，但她心里有數。”侯燦的二姐則略有遲疑：“我覺得她挺在意的。”

其后聊天時，侯燦表示，何濤或許不清楚事態的發展：何濤曾通過警方轉告侯燦，讓他告訴她所加入的某個群的群友，別轉發該案的相關消息。侯燦的聲音有點黯然：“現在人家怎么會不知道呢。”

何濤是否能自由，是侯燦現在最在意的。在何濤被采取強制措施后，侯燦咨詢了律師并根據家庭成員需要照顧的現實情況，為何濤申請取保候審。可是接連幾天沒有消息，他有些焦躁。

“這都三四天了。”侯燦有些擔心，作為曾經的全國道德模范，何濤會不會被從嚴從重處理以起到“震懾”作用？

接下來他好像問記者，也像是自言自語：“也有過了很久才批準取保候審的吧？”

案情之外，侯燦依然擔心生計。“稱號沒有就沒有了，你們記者能不能呼吁一下，工作留著。”侯燦說，他曾想過何濤沒工作后能做什么，“只能賣小吃，我又干不了，何濤會更辛苦。”

可有些事情難以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有媒體8月7日晚報道，中央文明委已批準撤銷何濤的全國道德模范稱號。報道稱，根據2008年3月中央文明委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做好評選表彰全國道德模范工作的決定》，對于全國道德模范和提名獎獲得者有嚴重違反社會主義道德或違紀違法行為的，由省區市文明委調查核實，提出處理意見，報中央文明委批準后，撤銷榮譽稱號、相關獎勵和幫扶待遇等。

相關獎勵、幫扶待遇都有哪些？目前尚不清楚。當地一位政府人士個人推測：政府會在政策范圍內保障其家庭的基本生活，但像慰問等“額外的”可能就難說了。

而侯燦之前努力尋找掙錢機會、并在此間買賣《出生醫學證明》的重要驅動，正是擔心光環淡去、幫扶消失后的生活無著。

文并攝/本報記者 高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