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插圖/許英劍

非常評

近來，中國高鐵輸出海外的步伐日漸加快，京滬高鐵盈利的消息又傳來。當此之時，網上一股“為劉志軍平反”的呼聲“不失時機”地出現。有人稱劉志軍“終將名垂青史”，甚至有人說：“劉志軍貪了多少錢不重要，他打造的高鐵改變了中國……你把劉志軍貪掉的錢拿去也買不來。”

中國高鐵不是劉志軍的貢獻

為解決資金難，鐵路部門有一系列舉措，如鐵道債的發行等，都是民間財富的轉移，與其“感謝”劉志軍的貢獻，不如感謝“沉默的大多數”所承受的巨大付出。

高鐵是中國高端制造的名片，飲水不忘挖井人，有人因此把劉志軍捧上高鐵最大功臣的崇高地位。這是典型的黑白顛倒。反問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劉志軍，中國的高鐵就不存在了嗎？有沒有可能效率更高、發展速度更快？

中國高鐵時代的到來是市場大環境呼喚的結果，中國城鎮化的過程是人類史上從未經歷的大遷徙過程，市場從區域分割、惡性競爭到全國統一，意味著物流、客流大規模增長。傳統的物流工具進入瓶頸：成本最低的水運，速度最慢；成本最高的航空，平均客流量多年來以兩位數增長，但空域管理的滯后與成本的高昂，使航空不可能成為中國城鎮化過程中最大的載體；主要靠汽車運輸，會讓中國擁堵增加十倍，人口第一大國不可能依靠汽車運輸。只有快速鐵路，能融合水運與航空的優勢，而中國鐵路多年來人均鐵路里程只有一支煙的現狀，為中國鐵路的后發優勢提供了空間。

中國高鐵當時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資金與技術，現在同樣如此，鐵路部門活學活用“以夷制夷”，逼迫合作方拿出核心技術合資，是一個進步。高鐵建設的資金難題迄今未能解決，劉志軍任人唯親、管理混亂，不可扼制的貪腐加劇了中國鐵路資金困境。劉志軍沒有給鐵路公司帶來現代管理，帶來嚴格的財務控制，反而以草莽土豪的形象，加劇了市場混亂，現代公司所必需的要素鐵路公司未能具備。

中鐵總公司2014年一季度財報顯示，總部尚可糊口，下屬子公司度日維艱，據中鐵隧道集團公司副總工程師王夢恕對《經濟觀察報》介紹，中國中鐵各分局目前資金運轉水平非常差，不少公司負債率高達90%以上，包括電氣化部門，中國中鐵電氣化方面目前虧損約幾十個億。

為解決資金難有一系列舉措，如鐵道債的發行，債券所得稅的免除，以及大量廉價貸款，都是民間財富的轉移，與其“感謝”劉志軍的貢獻，不如感謝“沉默的大多數”所承受的巨大付出。這些犧牲體現在承受物價上漲上，體現在對高鐵票價的理解上，體現在對城鎮化的期盼上。

從披露的已有信息看，劉志軍是個工作狂，但強調一點不足以突顯立體的個人，他同時還是一個權力狂，好色狂。神化劉志軍個人在高鐵上的作用，真沒必要。 □葉檀（財經作家）

為何會有給劉志軍“平反”的調調

其實這種“能吏”“廉吏”之辯古已有之，之所以說這種思維危險，是因為它排除了一個官員既“廉”又“能”的可能，只留下兩個“爛蘋果”讓人們挑選。

中國高鐵這些年的發展有目共睹，說其“改變中國”也并不為過，但且不說“高鐵是由劉志軍打造”這一論斷是否準確，只是這種“只要做成事，貪點錢都是小意思”的唯結果論就足夠駭人。

劉志軍對中國高鐵的發展當然是有個人貢獻的，但其受賄、濫用職權也是法有定論。劉志軍若要在正在行進的歷史上留名，硬幣的這兩面不會被遺漏。如果說為了旌表其“發展高鐵之功”而淡化或忽略其貪贓枉法之罪，相信未來任何一個正直的史家都是不屑為之的。

“為劉志軍平反”之說其實暗含著一種危險的潛臺詞：世界上只有兩種官員，一種是大膽作為的貪官，另一種是碌碌無為的清官。正是基于這種意識，一些人才不無后怕的感慨“幸虧當年有劉志軍”，有些人甚至罔顧其貪贓枉法之實，動情地把劉志軍描繪成“一心一意為高鐵”的英雄形象。

其實這種“能吏”“廉吏”之辯古已有之，之所以說這種思維危險，是因為它排除了一個官員既“廉”又“能”的可能，只留下兩個“爛蘋果”讓人們挑選。幾千年過去了，我們還要做這種“比爛”的游戲，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

而劉志軍這種作風彪悍到不被規則約束的“干將”，對高鐵的發展也絕非有利無弊。“跨越式發展”帶來的安全隱患，也一直懸在很多人心頭，而劉志軍及其一干下屬的貪贓枉法被查實之后，人們對當年的鐵路建設過程更增懷疑。如果問誰對高鐵公信力的傷害最大？顯然是推動者、主導者的“不規矩”。

中國需要發展，但絕不需要不顧一切的發展，因為歷史已反復展示，這種發展一旦產生惡果，將到怎樣駭人的程度。而我們在評判一個人的是非功過時，同樣不應只看到其“推動發展”的一方面。何況，這種語義上的“發展”還僅僅是技術、經濟層面的。而真正可持續的發展，必須包括制度的改進、公平的維護、法治的堅守。

只有對“發展”有健全的認識，才不會在評判劉志軍這樣的人物時陷入非此即彼的泥潭。歷史會給劉志軍一個公正的評價，但最后寫在史書上的絕不是簡單的“高鐵功臣”四個字。 □西坡（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