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廣東東莞拿1.2億給12.2萬低收入市民發生活補貼，被人稱為“天上掉鈔票”的故事。隨著事件進展,東莞市政府也正漸漸卷入一場輿論“漩渦”。當初表態要效仿澳門分紅時,一度被譏為作秀。但也有專家認為,發“紅包”這一想法是一個負責任政府應有的態度,彰顯勇氣與擔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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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稱為“天上掉鈔票”的故事———東莞拿1.2億給12.2萬低收入市民發生活補貼
■當初表態要效仿澳門分紅時,一度被譏為作秀,甚至有人看成是荒誕或怪異的表達
■也有專家認為,發“紅包”這一想法是一個負責任政府應有的態度,彰顯勇氣與擔當
本報記者胡亞柱段思午東莞報道
電話又響了。前日下午3點,鄭文輝接過之后,對記者搖頭苦笑:“又有來采訪的。這段時間,央視要來、鳳凰衛視要來、光明日報又要來,不知道還有多少家媒體要來。
”而幾分鐘前,他剛剛送走鄭州一家晚報的記者。
鄭是東莞市民政局辦公室主任,接待媒體對“億元紅包”事件的采訪,幾乎成為他的日常工作。而4月底至今,隨著事件進展,東莞市政府也正漸漸卷入一場輿論“漩渦”:究竟在給全民派糖?還是補助困難戶?究竟在故意作秀?還是真心落實?究竟合理合法?還是違規操作?
“事實真相很簡單。紅包并不是人人有份,其正式說法是‘一次性臨時生活補貼’,是市政府發給貧困戶的補貼,旨在抵消物價高速增長帶來的影響,合理合法。”鄭文輝解釋。
一個“念頭”引發的“億元紅包”
近七成網民持贊成意見,認為派發“紅包”可緩解民生艱困。“面對通脹大口吞噬全民財富的形勢,也許那些有錢、有房出租的人不會在乎這點補貼,但對于一些困難群體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
4月30日,東莞舉行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與會代表紛紛反映,這段時期物價(CPI)持續高位運行,市民收入相對減少,企業退休職工生活困難。
對此,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回應:當前東莞生活比較困難的群體有三類,一是國有企業轉制后的下崗工人；二是漁民,繼續捕魚或者轉業受到多種因素制約；三是摩的司機。劉志庚提到,最近澳門特區政府要向居民派送紅利的做法觸動了他,“初步有個念頭,在我們財政可以負擔的情況下,也向市民發點錢,以抵消CPI高速增長的影響。”劉志庚認為,這筆錢可以叫作“臨時生活補貼”。
劉志庚的這個“念頭”立即引起與會民主黨派人士、無黨派人士和工商聯代表的贊同,有與會者表示,此做法若行得通,在發放時應該“優先照顧”下崗工人、漁民和摩的司機。
這就是東莞紅包事件的緣起。上述消息由本報5月1日獨家首發,全國其他媒體迅速跟進。坊間對此議論甚熱。
其實,關于“紅包”之說,此前還有一次輿論鋪墊。今年1月上海召開“兩會”期間,上海市政協委員刑普曾提交一份正式提案———《建議研究全國人民每人發放1000元以分享財政收入高增長的提案》,此言一出即已引發社會熱議。
刑普提案的背景是:2007年,我國GDP增長11%,財政收入達到5萬億元,增幅高達31%,而與此同時全年CPI增長高達4.8%,群眾生活壓力增加。他集中反映了“要求政府以充盈的國庫財富反饋民間”的呼聲。
而澳門特區政府最近決定派紅利發生在今年3月初:拿出逾20億的盈余,向全體居民派發紅利,永久居民可以獲5000澳元,非永久居民可以獲3000澳元。
東莞會不會給全民派發“紅包”?一位觀察人士甚至預測,既然澳門紅利發放范圍分為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兩種,相信東莞會參考澳門的做法,在發放時應該不會忽視新莞人群體。
5月初,針對民間熱議,東莞陽光網以“東莞給市民派‘紅包’可行嗎”為題,進行在線調查。結果證實,近七成網民持贊成意見,認為派發“紅包”可緩解民生艱困。“面對通脹大口吞噬全民財富的形勢,也許那些有錢、有房出租的人不會在乎這點補貼,但對于一些困難群體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
民意“洶涌”,發放工作快速啟動,一個多月后,具體文件出臺。
“一切按程序來,并不復雜。先由市民政局、市財政局牽頭,聯合打一個報告給市委、市政府,很快就有了市府辦的復函。”鄭文輝介紹。
復函全名叫《關于向有關市民發放一次性臨時生活補貼問題的復函》。根據該文件精神,七類人群被列入補貼發放范圍,包括低保對象、五保戶、非低保對象的優撫對象、非低保對象的一至四級殘疾人、棄嬰、已治愈的麻風病人和低保邊緣戶(即家庭人均收入為401—600元的人員),發放標準為每人1000元。
6月初,市民政局向各鎮(街)社會事務辦、民政局直屬有關單位等發出通知,要求調查統計符合條件的生活困難群體市民人數,6月22日前報市民政部門。
6月24日,在東莞市全市領導干部大會上,劉志庚再次證實,市財政將拿出逾1.2億元用作臨時生活補貼,發放給12.2萬低收入戶籍人口。并沒有包括東莞的外來常住人口。
文件一出,人們先前的興奮揣測,有些應驗,有些落空。
了解過程的一位當地官方人士給記者解釋,這一方面是因為財力的確有限,如果按照約700萬的常住人口計,即使每人補貼500元,也要35億。“這遠遠超出了今年的預算,除非是在年初的時候財政預算里就明確了這份支出。”而要是少于500元,那又意義不大,難以發揮“對沖CPI的效果”,最終最困難的人可能仍是舉步維艱,但不困難的人根本不在乎這點點補貼。
另外一方面是統計困難,外來常住人口的流動性很可能讓補貼難以落實。
不過,“一次性臨時生活補貼”的發放范圍和金額,不僅大大超過近年來的類似補貼,而且在我國大陸城市也屬范圍最大、金額最高。“用首例來形容還是可以的。”不少人認為。
新聞也從未停止“熱炒”。具有代表性的新聞標題有:“東莞派發億元紅包”,“東莞派糖:一個天上掉鈔票的故事”。
為什么要直接派錢?
媒體也紛紛評論,指出當前是人民最需要“紅包”的時候。“紅包”的設想并非不可行,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有為者亦若是”的改革勇氣,在操作層面上大膽嘗試。
“直接派錢是最省成本的紓民困措施,派錢是最直接的還富于民。”“澳門紅包”的研究者、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理事長蕭志偉認為,“我的提案看起來有點‘outofbox(不合常規)’,但其實非常嚴肅。”刑普強調,“而且,在國際上,這樣的做法并非沒有先例,美國、新加坡、香港都曾經有過類似的做法”,“我的提案主要是想引起決策層對這個問題的關注”。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公共政策研究專家郭巍青教授則評價:“地方政府關注民生、保障民生的‘紅包行為’應該得到鼓勵和肯定”,“通過公共財政來緩解民生的困難,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的分內之職。”
不少網民認為,東莞的做法是雙贏之舉。在CPI指數連創新高、通貨膨脹壓力累積的困境下,派發“紅包”的政府行為對于緩解部分民眾的生活壓力、穩定群眾生活秩序有著重要的意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內需、抑制通脹。而且,政府分紅不僅還原了財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色,也是對“還富于民”的社會訴求的回應,更是平衡社會財富分配、促進國民收入分配公平的一種努力。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政府分紅”的實施也將凸顯政府“執政為民”的理念,為政府“加分”。有人期待此舉產生積極的漣漪效應。
一位重慶網友稱,東莞的做法是一件值得推廣的大好事。一位北京網友也表示,發“紅包”是好辦法,真正關注民生!而在網易和騰訊網,有不少網友建議有條件的地方,可學習東莞,把紅包推而廣之。
媒體也紛紛評論,指出當前是人民最需要“紅包”的時候。“紅包”的設想并非不可行,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有為者亦若是”的改革勇氣,在操作層面上大膽嘗試。
不過,在一片贊揚的同時,坊間也有質疑之聲。
東莞當初表態要效仿澳門分紅時,一度被譏為作秀。就像對待刑普那樣,有人將其看成是荒誕或怪異的表達。
有人質疑“紅包”發放程序的合法性:發紅包之前,可否進行過立項、審批、聽證、組織論證等程序?上億元的大紅包,是否以預算的形式經過人大的審議表決?更有人認為,分紅受惠面狹窄,且存在慣性歧視,在一定程度上嚴重挫傷了外來民工的積極性。稍有不慎,這座昔日全國著名的“民工城市”,就將面臨一場“民工危機”。
也有人認為,分紅制度不能曇花一現,形式上也不要只局限于發錢。
“只是穩定的濟困制度中的一個環節”
“我們從來沒有說過搞全民補貼,一人發一個紅包,不現實,也沒必要。工人的最低工資一提再提,事業單位也隨著物價上漲加了工資。”
就在外界熱議紅包事件時,東莞市民政局內部卻波瀾不驚。
“我們不是心血來潮,而是按照正常程序,做了一項很平常、沒有爭議的工作。發1000元補貼,只是我們穩定的濟困制度中的一個環節,是首發,但很可能不是最后一次。”鄭文輝說。
近年來,東莞一直注重對困難群體的補貼。有統計數據表明,東莞市政府的補貼力度在不斷加大,頻密度也在不斷提高。
“當然,民間熱議可以理解,特別是與港澳、與刑普聯系起來看。不錯,我們受到過澳門的啟發,但和它最大不同的是,我們是立足了東莞現實,立足了近期物價高速增長的現實,選取七類最弱勢的人群,予以補貼。”鄭文輝說:“我們從來沒有說過搞全民補貼,一人發一個紅包,不現實,也沒必要。工人的最低工資一提再提,事業單位也隨著物價上漲加了工資。”
東莞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至2007年末,東莞戶籍人口為171.26萬,常住人口為694.72萬。去年,財政收入達到539.5億元。
“對困難戶發補貼,錢不是問題,就是2億元,財政上也拿得出來。怎樣把這筆資金踏踏實實落到困難戶頭上,卻是比較關鍵的。”鄭文輝認為。
中央黨校學者鄧聿文則認為,財政來之于民,也應該用之于民。就此而言,劉志庚給市民發“紅包”的這一想法,的確是個負責任的政府應有的態度。而同時也應該看到,對其他很多經濟發展一般、財政只能維持“吃飯”的城市或地區,要他們從財政里面拿出一筆錢來補貼受物價影響的群眾,也是很難實現的。
“紅包”接近困難戶半年生活費
千元補貼,對水朗村另一家低保戶劉世權來說,除了改善生活,還多了另一層含義:二女兒剛考上大學,讀大學的生活費終于有著落了。
熱烈爭論之下,東莞補貼開始發放。
6月26日,來自東莞市民政局的消息表明,首批3934.1萬元的財政補貼款已撥至各鎮(街),全市低保戶、五保戶、棄嬰、已治愈麻風病人等39341名市民,正在領取千元補貼,“紅包講來刺激,其實是把錢打到存折上”。
此外,低保邊緣戶的情況也在統計之中。
千元補貼對于困難戶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接近于半年的生活費”,李炎的概括帶有很大的普遍性。
46歲的李炎是大嶺山鎮水朗村居民,個子瘦小,無特長,全家4口剛剛納入低保。李的妻子在村里做清潔員,大兒子在一家桶裝水廠打散工,小兒子初中畢業后待業。
李炎家有三分地,原本自己種荔枝,近年來受市場影響,效益不佳。后來,李和別人把地合到一起租給人家種菜。一畝地年租金500塊,李可分到150塊。他偶爾到河涌抓抓小魚,一次能賣個10來塊。李妻月收入不到800塊。大兒子打散工收入不穩定,平均每月400塊。“他家申請低保時我們核定了一下,月平均收入1440元,按照人均每月400元的低保標準,每個月還要補160元。”村干部黎茂枝介紹。
每人每月400元夠不夠?李炎說有點艱難。他掰著指頭給記者算,全家一個月吃米要100斤,即使買最便宜的,也要150塊。菜錢平均一天8塊,“不可能天天吃上肉,每隔一周買8塊錢骨頭回來煲湯。”一個月下來,300塊左右。另外,每月電費140塊,水費70塊,電話費30塊,加起來又去了兩百五六。還有油鹽醬醋。近來物價飛漲,每個月的基本生活開支已從兩年前的600多元提升至800元。
其他開支要省著。“小兒子找工作要用手機,每次充值只能給三十、五十,不敢一次性給多。”李炎說。他家被征了些地,政府補償幾萬,又向姐姐借了4萬,才蓋了現在的房子,債務都沒還清。
能領到4000元的補貼,李炎說“當然好開心”,但還沒想好錢怎么花,除了適當改善生活外,就是盡快還清姐姐的錢。
千元補貼,對水朗村另一家低保戶劉世權來說,除了改善生活,還多了另一層含義:二女兒剛考上大學,讀大學的生活費終于有著落了。
劉和妻子都是殘疾人,沒有勞動收入,只有大女兒在工廠,月收入800多塊。由于兩個孩子讀書,劉世權買米買菜的錢比李炎家高,一個月700多元,“肉價貴,孩子讀書在長身體,不能不吃好啊”。
讓人高興的是,二女兒今年高考上了“二本”線。“聽說學費要六七千,生活費也要幾千塊。”全家能領到5000元補貼,他覺得心里踏實多了。
低保邊緣戶不日確定,將被公示15天
在這個時候,發動廣大群眾對界定工作進行監督成為堵住問題的最有效方式,鄭透露,“核對之后,確定低保邊緣戶名單,在各村(居)委公示15天”。
人均月收入401—600元的低保邊緣戶此次亦被納入救助范圍。
在郭巍青眼中,涉及到公共財政支出的問題,就是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關鍵是需要一個“制度框架”來保證分配過程盡可能更為公正。
“低保邊緣戶的身份認定,不是現在突然有的,我們以往也根據這個身份給過一些家庭教育補貼。”鄭文輝說。自1998年以來,低保戶家庭在東莞能夠享受教育補貼,以幫助子女接受教育。同時,一些接近低保線的家庭,也能從政府得到額度不等的教育補貼。
但是,如何完成全市所有低保邊緣戶的界定,仍是一項規模浩大的工程,也是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
有媒體報道說:“為了千元‘紅包’,甚至出現一個社區近八成居民申請邊緣戶的現象”,“新村是萬江人口最多的一個村,據有關人員介紹,申報低保邊緣戶的人數超過了總居民人數的一半。據了解,甚至有的鎮部分社區的申報人數近八成。有村民坦率地說:‘每人1000元啊,一個家庭可能就三四千元,很多村民都在私下約好,只要不是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或者老板,都去申報邊緣戶’。補助變成了福利,這是許多工作人員沒有想到的”,“在界定‘低保邊緣戶’上,各鎮街也是‘各出奇招’”。
對此報道,東莞市民政局、萬江街道辦事處社會事務辦的干部均認為部分內容失實。“報道寫得很粗糙。不少數據沒有經我們核實,可能是聽信了報料人的一面之詞。”
“關于界定工作,其實是有統一尺子的,就是人均月收入401—600元。劃定低保邊緣戶與劃定低保戶其實道理相同。設想一下,如果把低保戶標準定為月均收入600元,不就是了么?”鄭文輝說:“在申請低保邊緣戶時,出現了一點小糾紛,但畢竟是極少數情況,與個別市民的覺悟有關。”
鄭還解釋,原定于6月22日上報的補貼人員名單有所拖延,主要原因是工作量太大,人手不夠,“一個鎮才幾個工作人員,要深入調查,又要認真核實”。
在這個時候,發動廣大群眾對界定工作進行監督成為堵住問題的最有效方式,鄭透露,“核對之后,確定低保邊緣戶名單,在各村(居)委公示15天”。
一些鎮街還主動制定了操作性很強的低保邊緣戶界定標準。
萬江街道社會事務辦出臺了《萬江區低保和低保邊緣家庭收入核實辦法》,對“家庭成員的確定、家庭收入的計算、核實家庭收入的工作方法、監督舉報制度”等,有著詳盡規定。
不能享受低保戶和低保邊緣戶待遇的家庭,共包括19種情況。有些頗有意思,如“申報家庭的月人均收入低于界定標準,但實際生活水平高于界定標準的”、“有勞動能力但無正當理由在家待業的”、“擁有、購買非維持家庭最低生活需要的汽車、摩托車、手機、空調、電腦、鋼琴等高檔消費品的”、“有證券投資行為的”,等等。
“補貼初衷在于為困難群眾解困,界定工作一定要防止優惠政策‘養懶漢’。否則,就會失去真正意義上的公平。這項工作與其說是‘錦上添花’,不如說是‘雪中送炭’。”萬江區社會事務辦主任伍立君認為。
目前,東莞32個鎮(街)中,已有半數上報低保邊緣戶名單,人數多為數千或數百,有的富裕鎮上報的名單只有百余人,只有一個鎮報了萬余人。“這個鎮人口很多,有上萬人符合條件也不奇怪。”民政部門認為,從已上報的情況來看,低保邊緣戶的認定基本上是符合各鎮實際的。
“確定低保邊緣戶名單后,公示15天無異議的,會盡快下發補貼。”鄭文輝表示。
以上信息僅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