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鉤,即古人束腰用的腰帶扣,其制作的質料以銅、鐵為主,也有部分使用黃金、白銀、玉、石、木等材質。帶鉤由鉤、頸、體、鈕四部分組成。按其與人體相接觸的適應程度,可分為弧形鉤和直形鉤兩類。弧形鉤,連接革帶兩端與環、扣相合,使革帶能夠牢固地系著衣袍,以達到束緊腰帶的目的;直形鉤主要用于搭掛連接,例如用來佩掛印章、銅鏡等隨身小物件,也有裝飾的功能。

　　古代人習慣腰間佩掛飾物,在商朝及西周時期就一直延續著革帶和大帶的配搭方式,但由于革帶質地堅硬、不易系結,于是一種專用于革帶連接、可解可接的鉤狀物便出現,這就是標準意義上左鉤右鈕式的帶鉤,我們一般也稱之為“周秦帶鉤”。之所以稱它為“周秦帶鉤”,是因為它發源于周室王畿附近和三秦故地,故稱“周秦帶鉤”。新鄉市博物館現館藏有百余個西周到東漢時期的銅帶鉤,本文選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銅帶鉤進行介紹。

　　龍紋嵌石琵琶形銅帶鉤(圖1):戰國,長19、寬3、厚1.7厘米,重189克,鉤身整體呈琵琶形,寬體長頸,鉤鈕近尾端。鉤身正面浮雕三條螭龍紋,曾鑲嵌有玉石。鉤首有兩條螭龍,螭頭相對,螭身蜷曲,腿部粗壯,爪伸張,尾部騰空呈卷云形彎曲狀。鉤尾一螭龍龍頭靠近鉤頸,身體作躺臥狀,拉大了整個鉤面的空間。鉤體背面通素,有一圓形鉤鈕。該帶鉤整體造型別致,紋飾復雜,做工考究,顯示了尊崇權勢之氣,應是身份較高之人的佩帶之物。

　　菱形紋鑲綠松石琵琶形銅帶鉤(圖2):戰國,長18、寬2.7、厚1.6厘米,重145克,帶鉤整體呈長琵琶形,側面有一定弧度,鉤鈕靠近鉤尾,鈕有缺塊。鉤身表面滿飾凹凸相間,紋飾由菱形、米字形和圓形組成,菱形紋中間鑲嵌的綠松石有部分脫落。此器物制作工藝精湛,整體紋飾工整,裝飾華麗,應是腰間連接所用。

　　錯金琵琶形銅帶鉤(圖3):戰國,長12厘米,重45克,該器身呈彎弧琵琶形,采用錯金工藝。器物背脊刻有兩條凸棱線條,表面錯金圓紋居中對稱排布,鏤刻符號相間其中,背面圓形鉤鈕靠近鉤尾。該器物保存完整,工藝精美,制作考究,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是研究戰國時期青銅錯金工藝和衣飾配件的重要實物。

　　長牌形銅帶鉤(圖4):戰國,長21.7厘米,重184克,通體呈墨綠色,鉤身趨細彎曲為長牌形,鉤背飾一圓形鉤鈕。鉤尾一端為龍首,蒜頭鼻,一對圓眼,龍耳向后且末端呈卷曲狀,耳上還有一對綿羊角。鉤體正面用陰線雕琢紋飾,圓形、和長方形相間排列。該帶鉤整體紋飾簡潔工整,線條流暢,做工十分精致細膩。

　　云紋耜形銅帶鉤(圖5):戰國,長5.3、3.4、厚1.8厘米,器型呈耜形,以往或稱匙形。鉤首呈長方形,短頸,鉤身正面脊背中部刻有突起的棱形線,身尾呈對稱半圓形,并刻有祥云紋,鉤體背面置一圓形鉤鈕。此帶鉤式樣獨特,設計簡潔巧妙,實屬帶鉤中的精品。

　　秦漢時期,特別是秦朝和西漢初期的服飾基本沿襲了戰國時期流行的齊膝上衣和長袴的裝束,因而帶鉤的使用愈加普遍,上至王侯,下及百姓,帶鉤成為日常生活中的常用之物。人們開始使用金銀銅鐵骨玉等各種材質制作帶鉤,并賦予其天文地理花鳥魚蟲等各種紋飾和形狀。此外,還在帶鉤表面進行鎏金、鍍銀、鑲嵌、雕飾等各種藝術加工,使帶鉤成為當時服飾文化中一個引人關注的亮點,《淮南子·說林訓》中就曾提到,士大夫們湊在一起,時常是“滿堂之坐,視鉤各異,于環帶一也”。

　　鎏金全獸形銅帶鉤(圖6):西漢,長20、寬4、厚1.8厘米,重214克,鉤體呈扁條狀,較寬,通體鎏金。鎏金是一種金屬裝飾工藝,即將金與水銀的混合劑涂在銅器表面,隨后加熱使水銀蒸發,金就附著在了銅器的表面。帶鉤鉤首為獸頭,鉤體正面有鏤空兩獸,獸面雙目圓睜,臉兩側有凸枝,鉤身背面置一圓形鉤鈕,位于整個鉤體中部。該帶鉤整體紋飾復雜,雕工精細,造型不拘一格,充分體現了當時的工藝水準。

　　曲棒形銅帶鉤(圖7):東漢,通長14.5厘米,重110克,鉤體呈圓棒形,曲為弓式,正面通素,鉤首為一獸首,圓形鉤鈕置于背面中部。由于帶鉤到東漢后逐步走向衰落,無論是數量還是工藝都不能與前朝相比,其造型多以寫實為主,由此帶鉤的紋飾也可看出較為簡潔樸實。

　　自西周至漢晉,在男性貴族的服飾中,革帶主要就是憑借帶鉤系結,所謂“帶約其要(腰),鉤掛于帶。”(王充《論衡》)這種設計,既是我國古代人民特有的發明創造,也是我國傳統服飾中歷史最久、持續時間最長的腰間設計之一。隨著東漢以后帶鉤的使用逐漸減少,大致到北朝時期,與今日皮帶樣式基本一致的腰帶“蹀躞帶”開始興起,并一躍成為主流款式,于是,帶鉤便隨之逐漸退出人們視線。但不可否認,帶鉤反映了當時金屬制作、玉石鑲嵌的工藝制作水平和人們的審美情趣,其蘊含的豐富文化內涵使之成為了我國古代服飾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