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人多元化利益取向的嬗變

　　應當指出，在企業從事職業活動的智慧人，不同于宗教信仰中的智慧之子，向善的本質指的是主流，不能排除其中“智慧出有大偽”傾向。只不過在違背職業道德行為直至非法活動方面，智慧人帶有更多的智力博弈的成分。在善惡界限模糊的情況下，假如違背職業道德或者非法活動所付出的代價很低，而“成功”的概率又很高，智慧人實際上會受到一種負面的激勵。即使中性的看待智慧人，他們的利益取向也是多元的，不斷變化著的。

　　智慧人的嬗變主要是由社會環境決定的。當社會崇尚金錢時，勞動者就會表現出經濟人的特點;當社會需要人們承擔起國家、民族的責任時，勞動者社會人的潛質就會被召喚出來;當社會更多的關注民生、人權時，勞動者更愿意做一個自動人。當然，社會環境不可能是清一色的，智慧人所表現出來的傾向也不可能是單一的。同時，勞動者隊伍的構成也是多樣化的。一般說來，在第一代農民工身上，經濟人的成分多一些;剛走向社會的青年大學生更重視自我價值的實現;中年勞動者則需要承擔起社會人的角色。每個勞動者的人生道路殊異，在不同的人生階段表現出來主要訴求也在變化。例如青年人戀愛之前多表現為社會人;結婚生子購房階段，則需要做經濟人;當勞動者職業定型、年事漸長時就產生了做自動人的渴望。

　　在這種多元化的智慧人利益取向中，管理者試圖用一種激勵方式把所有員工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是不可能的。即使過去行之有效的激勵方式，如果激勵水平不能與時俱進，就會失去原有的激勵效果。美國心理學家、管理理論家、行為科學家，雙因素理論的創立者赫茨伯格，和他的助手曾經在美國匹茲堡地區對二百名工程師、會計師進行了調查訪問。主要了解哪些事項是讓他們感到滿意的，并估計這種積極情緒持續多長時間;又有哪些事項是讓他們感到不滿意的，并估計這種消極情緒持續多長時間。研究發現，滿足各種需要所引起的激勵深度和效果不僅不一樣，而且不能持久，因為存在著激勵因素與保健因素的互變問題。在此前或者對一部分人是激勵因素，在此后或者對另一部分人來說可能只是一種保健因素，不再具有激勵作用。

　　由于社會大環境與企業具體管理環境存在差異，智慧人在激勵舉措面前并非只是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他們可以利用執行的便利進行理性比較，甚至可以按照潛規則選擇有利的方向“執行”，可以與管理決策進行博弈。現代管理要求管理決策付諸實施時必須留有一定的余地，以便智慧人在執行中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性。然而由于認識問題的角度、層次、立場不同，加上利益取向的差異，智慧人會利用執行空間使具體的管理舉措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變通”。如果這種變通違背管理舉措出臺的初衷，那也不是與管理者公開對抗，相反會打著管理者的旗號行事。其謀取的利益并不限于個人利益，也有小集團的有時甚至是整體的暫時利益等等。